朱惠萍,乳名桂新,曾用名渭萍,家住崇明县新河镇永丰村。她于1919年10月15日出生在一户农民家庭里,家中兄妹5人，她排行第三。她的父母靠纺纱织布为生,兼耕一些土地。朱惠萍从童年起就学纺纱织布,青少年时代除了纺一手好纱,织一手好布,做好家务劳动外,还常到地主家打些短工。在艰难的岁月里,在困苦的环境中,她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忠厚淳朴的优良品德。
1937年,刚满18岁的朱惠萍受父母之命和同村青年郁鹏飞结婚。夫家父亲早亡母亲病故,一个妹妹还不满10岁。过门后,繁重的生活担子落在朱惠萍的肩上。她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纱织布,照顾年幼的小姑。结婚当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已经伸向东北,伸向华北,伸向东方大城市上海,家难、国破,她又生育了一男一女,沉重的生活负担常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自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崇明岛后,苦难深重的海岛人民更加遭殃。朱惠萍看到眼前的一切,想起那煎熬的生活,埋藏在心底里的民族仇恨的火种,只要一拨就会迅速燃烧起来。
1939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熊熊烈火燃到了朱惠萍的家乡,中共地下党一些领导人如韩念龙、范义等常到她家活动。她丈夫以办学校为掩护,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她的家成了进步青年经常聚会的场所。朱惠萍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和熏陶,积极协助丈夫开展工作。1941年7月,丈夫奉命撤往苏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此后,她日夜盼望着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1944年冬,朱惠萍第一次到与崇明岛一水之隔的苏北去。到了那边,跟已经参加革命的董家妈妈相识了,在董家妈妈的培养和教育帮助下,她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懂得了妇女要求得彻底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年底和次年初,她曾几次回老家探望,每次回崇明,总要给家人讲些抗战的大好形势和在苏北看到和听到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并动员熟人一起到苏北投身革命。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都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苏北启东县的抗日形势发展喜人,抗日军民把那里的日伪军打得惶恐异常,沦陷区进一步缩小,根据地、游击区进一步恢复和扩大,农抗会和妇抗会等群众团体十分活跃。3月,朱惠萍在党组织的鼓励下,妥善安排了两个孩子,重新踏上启东的土地,从此,全身心地为革命而奔忙,把自已的生死存亡与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安危拴在一起了。她先后在启东区妇抗会、惩办汉奸工作队、民运队等处工作,发动群众搞根除奸细、“二五”减租等活动,又根据党的指示,动员群众参加妇抗会、农抗会;发动妇女为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纺纱,织布、做军鞋,缝军袋,组织群众担架队,为部队送粮、送饭,救护伤员。她心灵手巧,样样活儿都会干,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群众打成一片,一起参加劳动。在和广大群众的广泛接触中,她通俗地宣传妇女求解放的道理。启东县大兴、长兴、惠东一带的群众都熟悉她,在那里的新四军指战员都了解她,群众很愿意同她讲知心活,真心话,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朱大姐。
朱惠萍原来不识字,参加革命后,由于没有文化,在工作中碰到了不少的困难,因此下决心学习文化。她买了几张白纸订个小本子，还买了支钢笔,坚持利用工作空暇刻苦学习,遇到不识的字就虚心向人请教。不管住到哪里,她每晚总要认真地学到夜深人静,凭着一股坚强的毅力和恒心,很快掌握了数千个汉字,既能看报,写便条,又能写书信和情况汇报,还能向地委机关的《江海报》投稿。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9月，朱惠萍由董家妈妈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对自己要求更严,工作热情更高,如同身上插上了坚实的翅膀,经常起早摸黑,走东家串西家,宣传党的政策,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斗地主、分田地。1946年3月,组织上调朱惠萍去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在区委召开的参军动员大会上,她第一个登台发言,报名参军,决心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经过两个月的阴谋策划,开始对启东地区进行疯狂的全面“清剿”。2月初,国民党反动军队在朱惠萍战斗的启东区增筑许多据点,大小市镇基本被占。敌军构筑据点后,日夜反复“清剿”,捕捉干部、民兵,同时强行编制保甲,实行连保连坐,组织特务情报网,监视干部、民兵的活动,形势十分险恶。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阴谋活动,朱惠萍和许多地方干部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在敌人据点之间的隙缝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机敏地开展各项工作,并不分份内份外地整天奔忙。当时,苏北战场上大小战斗频繁发生,大批伤员从前线送到后方医院抢救治疗，医院里人手少，救护工作紧张而繁重。朱惠萍知道医院里忙不过来,就跑去帮助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医院里,朱惠萍不分昼夜地把从伤员身上换下来的纱布等清洗得干干净净，还缠着医务人员脱下脏衣服，为他们洗干净，并诚恳地对医务人员说:“你们抢救
伤员很忙，我不会抢救工作，只会洗洗东西,就让我多干点这些活吧。”
由于战斗紧张,环境险恶,组织上作出决定,女同志撤离到启(东)、海(门)交界处和小闸口一带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可是朱惠萍跟组织上说:“我是党员,我能坚持,这里群众需要我们,有我们在,才能稳定群众情绪。”组织上见她言辞恳切,就同意了她的请求,让她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她曾写信给县委领导说:“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十分关心,使我感到温暖,体会到党真是我的亲爹娘。我在启东坚持斗争,我决不怕牺牲。”
1947年4月,敌人的进攻猖獗到了极点,还乡团到处捕捉干部、民兵,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启东区笼罩着血腥的白色恐怖。17日,朱惠萍和妇女干部周凤清去东圩乡妇女主任郁玉兰处商量工作,不料,国民党军队纠集了许多还乡团杀气腾腾地包围了东圩乡。朱惠萍来不及撤退,被敌人认了出来,当场被抓去。敌人从朱惠萍随身带的篮子中搜出了周凤清的介绍信,拿着它厉声吆喝着:“快说,谁是周凤清?”朱惠萍镇定地回答:“到县里领粮去了。”愚蠢的敌人信以为真,不再追问了。就这样朱惠萍用一句话骗过了敌人,保护了同志。敌人用绳子紧紧地把朱惠萍捆绑起来,推推拉拉的,一边走一边用枪柄打,腿打断了,跌倒在地上,她仍咬紧牙关,一声不吭。敌人见拖着她走不行,就拉来了一辆独轮小车将她推到惠安镇据点。
敌人逮捕了朱惠萍,得意忘形,认为对一个女人只要略施诡计便能征服她。国民党区长假惺惺地以“歉意”和“关心”的口气对朱惠萍说:“我们的人不该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只要你办理一个自首手续,交代出组织,讲清情节,就可以保证生命安全。”敌人话音刚落,朱惠萍紧接着补上一句说:“我犯了什么罪,要自首?”敌人又讲:“你把地方干部和党员的名单交出来。”朱惠萍见敌人提出这个条件连声说“不知道,不清楚。”狡猾的敌人本想用几句话就能从这个妇女身上得到想要的东西,谁知碰了只不硬不软的钉子。于是,敌人连忙改用物质来引诱,妄图以此来征服面前的对手。一名敌长官亲手端了饭菜,给朱惠萍吃,还说如果能合作就可以住花园洋房。面对敌人的“恩赐”,朱惠萍看都不看一眼,冷冷地对敌长官说:“我吃惯咸瓜老麦饭”,我住惯东壁打洞西壁穿的破屋”,说完就用拳头猛击玻璃窗,顿时手上鲜血直流。
朱惠萍的言语举动,把敌长官弄得尴尬狼狈,只好改为直接审讯。敌人问:“你是共产党员吗?”朱惠萍只用两个字简单的回答:“是的。敌人又问:“还有谁是共产党员?”朱惠萍为了保护同志又回答了3个字:“不知道。”敌人逼问:“你经手的公布,军鞋在哪里?”朱惠萍干脆地说:“在群众家里。”敌人继续追问:“在哪些群众家里?”朱惠萍迷惑敌人说“家家都有……”
朱惠萍斩钉截铁的回答,镇定自若的神态,刺伤了敌人的神经。敌人万万没想到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妇女竟如此坚强,难以对付,盛怒之下给朱惠萍上刑。先是给她坐老虎凳,然后用10根针刺进朱惠萍的十只指甲里,再逼她用上刑以后的手指像老鼠扒松泥一样地扒土,最后用死来威她。朱惠萍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忍着剧痛，咬牙咒骂敌人野蛮、残酷,并警告这帮穷凶极恶的刽子手:“共产党员像竹园里的竹笋,挑掉还会长出来，是挑不尽，挖不完的！”一个叛徒壮着胆子走到朱惠萍跟前,企图劝降。朱惠萍怒目圆睁,痛骂叛徒:“贪生怕死,出卖同志,人民总有一天会跟你算账的!”叛徒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缩了回去。
朱惠萍被敌人抓走后,党组织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在她被捕后的第4天,党组织写信给打入启东县惠安镇敌人据点里做地下工作的施品芳同志,叫她里应外合,想尽一切办法救出朱惠萍。岂料,这封信落到了叛徒手中,当晚,施品芳同志也被敌人关押审讯。
敌人对中共地下党组织营救朱惠萍十分害怕,再也顾不得从朱惠萍身上拷问出什么“秘密”来了。4月22日的后半夜,敌人把朱惠萍、施品芳和另一个民兵施贤押解到惠安镇南市区公所的田野里,挖了一个泥坑,将他们推进去活埋了。就义时,朱惠萍仍想着共产党、毛主席,并用足全身力气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年仅28岁的女共产党员朱惠萍,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千千万万人民的幸福,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江苏省现启东市的惠萍乡,是1948年秋由原启东县启中区委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无私奉献,忘我战斗,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的女共产党员朱惠萍烈士而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