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道平
我的妻子和战友龚华名同志，她是为了掩护我和同志们，而被日本鬼子抓去残酷杀害的。
那是1942年的6月，当时我担任位于武汉近郊的汉孝掖县副县长。一天，县委书记杨玉璞带县委及工作队到石洋区去检查工作，龚华名也是这个工作队的队员。同行的还有第二军分区手枪队，他们要护送杨玉联到军分区开会。途中，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贺正启，见县委主要领导干部和武装力量都集中在这儿，认为向敌人邀功请赏的时候到了，便以请假回去拿衣服为名，跑到隔蒲潭伪军营长曹占魁那里告了密。敌人很快出动孝感城和应城长江埠的宪兵队、保安队一千余人，兵分两路向我们包围过来。
那天中午，我们正在张家境稍停休息，同志们都在稻场上帮助群众打麦子。突然一个老太婆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说：“前面来了一群便衣特务。”手枪队员康子龙跑去一看，果然是敌人来了，立即掏出手枪鸣枪报警；紧接着敌人打起枪来。杨玉璞听到枪声
后，估计敌人会有大队人马，便带领部分同志从湾南撤出，与军分区手枪队会合。当我带领警卫员邓益山和龚华名等4人撤出村外时，被北边来的日本鬼于和宪兵队发现了。这时，杨玉璞和手枪队都已撤到了南边，如果我们继续往南撤，敌人就会发现他们。
为了掩护杨玉璞和手枪队的安全转移，我当即命令剩下的3人随我往西撤退，把敌人引过来。我看敌人快冲上来了，就用手枪朝敌人打了一梭子，接着邓益山向敌人甩了两颗手榴弹。敌人挨了枪弹，不敢再往堤上冲了，但两百多个鬼子还是在堤下紧紧地跟着我们追击。
我们]跑了一阵，华名因怀有身孕，体力渐渐不支，跑不动了。邓益山和另外一名工作队员便架着她的膀子跑。当我们撤到湾湖边时，湖水挡住了去路，前面再没有路可走了。邓益山下水试了一下，湖水足有一人多深。华名知道自己不会游水，为了让我们快速转移，忙叫我们快走，不要管她。邓益山和另外那名工作队员非要架华名一起膛水不可。由于他们都带有武器，再加上华名不会游水，一到深水处就不行了，还未走几尺远，3个人都一连喝了几口水。敌人在远处朝湖边赶来，情况十分紧急。华名果断地说：“象这样下去，我不但过不了湖，大家也都走不了。”于是，她一下子挣脱了自己的战友，跑到岸边，含着泪对我们说：“我在后面掩护，你们快走吧。”邓益山等焦急地说：“不行，我们坚决要你一起定。”华名看到我们还不肯走，就更加焦急了，大声对我说：“老朱，你要对革命负责，对同志们负责，赶快下命令让他俩和你一起走吧!”听她这样说，我的心里象刀割。我怎忍心丢了自己的同志、亲人，让她落入虎口呢?但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不得不忍痛命令邓益山他俩和我一起游水过湖。我们游过湖后，华名还在大声对我们喊：“同志们，你们快走吧!有你们在，就是胜利!”这时，敌人已经迟到湖边，见我们已过了湖，就把华名绑走了。我们眼含热泪见她被敌人抓走，心里象塞了铅块一样，非常沉重。
华名被捕后，敌人把她带到了长江埠宪兵队。这是由日军第三师团所设，队长古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于手。就在这个专门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特务机关里，钢鞭打、狼狗咬、火烙、压根、坐电椅等各种酷刑应有尽有。当敌人得知华名是我的妻子时，更是对她严加拷打、施尽酷刑。
第一次审讯时，·敌人要她供出新四军的活动情况，遭到她的严辞拒绝。野蛮成性的日本宪兵恼羞成怒，竞无羞耻地将她的衣服全部剥光，用钢鞭把她抽得皮开肉绽。接着，又把她绑在凳子上压棍。她忍着剧痛，只字不吐。敌人无可奈何，就残忍地用铁丝把她的乳房穿起来，拉回了牢房。
第二次审讯时，她用痛骂敌人是“一群禽兽”作为回答。敌人用烧红的烙铁在她身上烙，烙得皮肉咳噬作响，青烟直冒，血肉模糊，但她仍然没有吐露我新四军、游击队的半点秘密。残暴已极的敌人见她毫不屈服，竞吼叫着用刺刀将她的两个乳头割下来。华名昏死过去了。
第三次审讯时，敌人用死来威肋她，并说这是能求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但这时，华名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睁开两只愤怒的眼睛，面对那声嘶力竭的嚎叫，根本不予理睬，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当时，华名还怀着五个月的身孕，敌人在对她施尽种种毒刑，仍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最后惨无人道地用刺刀剖腹戮婴，杀害了她。她牺牲时年仅23岁。
每当我回想起这段悲壮的往事时，心里就非常沉重。华名短暂的一生是属于党、属于人民的，她的英雄事迹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她将永远活在人民和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