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放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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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放弃原则

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德烈耶娃

原载于《苏维埃俄罗斯报》1988年3月13日

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写下这封信。我是名化学工作者,任教于列宁格勒工学院。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也带着一组学生。过去这些学生对社会漠不关心、思想缺乏独立性,但现在却充满了进行彻底变革的热情。这自然便有了关于改革的方式、改革的经济和思想方面的讨论。公开化、开放、取消批评禁区以及群众(尤其是青年人)思想上的狂热常常会导致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则往往有要么是西方电台广播的、要么是我们同胞中那些对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动摇的人的“推波助澜”。看看现在都在谈论些什么!多党制,传教自由、移民国外、在报刊上公开讨论性问题的的权利、取消对文化的管制的必要性、废除义务兵役制!而在学生当中,讨论得最多的还是我国的历史。

当然,我们教师必须回答这些最富争议性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正直诚实之外,还得拥有知识、信仰、宽广的文化视野、严肃的思考以及经过认真斟酌过的观点。而且,不仅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有的青年教育工作者都需要具备这些品质。

彼得霍夫公园是我和学生一起散步时最喜爱的地方。踏行在白雪覆盖的小路上,我们一边欣赏着著名的宫殿和雕塑,一边争论。我们确实在争论!年轻人渴望了解一切复杂的事务,热心于筹划未来的道路。看着这些与我交谈的年轻人,我心里感到帮助他们发现真理、树立看待他们现今生活着的和未来将要建设的社会中的问题以及我国或远或近的历史的社会历史观是多么的重要。

哪些事情令我不安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想想吧,有那么多的人在讲述和描写抵抗纳粹侵略的伟大的卫国战争和战士们的英勇事迹。可是最近在一次我们工学院的一名学生组织的和苏联英雄、预备役上校V·莫洛泽耶的座谈中,除却其他话题之外,他还被问及一个关于军队中政治压迫的问题。老兵回答说他从未受到过任何压迫,而且许多在战争始终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都成为了高级指挥员。对于这样的回答,一些人感到失望。现在这已经成了种时髦,许多年轻人满脑子都是关于镇压的话题,超过了任何一种对历史的客观认识。而且像这样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的。

当然,连“技术人员们”都开始热衷于社会科学的理论问题,这是好事。但对现今的许多现象我却不敢苟同。人们无聊地谈论着“恐怖统治”“人民的政治奴性”“僵死的社会停滞” “我们的思想奴役”“大恐惧”“有权势的野蛮人的统治”——这些常常只被用来形容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段历史。由此在一些学生当中出现虚无主义情绪的加重、思想上的混乱、政治方向的迷失、甚或意识形态方面的随心所欲等情况,就不足为奇了。有时,你甚至可以听到有人这样控诉:据他们所言,从一九一七年开始,共产主义者就逐渐使我国的生活丧失了人性。

中央委员会的二月全会再次强调了“使青年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及正确认识一般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关系,包括对现今在我国发生的变革的阶级本质的认识”的紧迫性。而这种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却是与现今人们常遇到的政治秘闻、小道消息以及富有争议的空想格格不入的。

我曾反复阅读过那些轰动一时的文章。比如说,披露“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的反革命运动”以及斯大林对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罪责的文章,还有那些推算在几代人和各种社会团体中斯大林主义者的数目的文章。人们从这些文章中,除了思想上的混乱,还能得到什么?

我们是列宁格勒人,所以对观看最近的一部关于谢尔盖·基洛夫的不错的纪录片饶有兴致。但是有时与电影放映一道的讲解文却不仅与电影中展示的资料相悖,而且甚至使之变得含混不清。例如,在电影将要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热情、生活乐趣和思想积极性时,解说员的讲解文的内容却是关于镇压和无知的。

我可能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党的领导人要求那些“爆料者们”也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的确实的成就的呼吁的人,但仿佛是接受了命令一般,那些爆料倒愈发猖獗了。在这些 ——哈!——无聊的事情方面,米哈伊尔·沙特罗夫的戏剧是相当突出的。党的二十六大召开时,我去看了戏剧《红草原上的蓝色马》。我记得,当出现列宁的秘书试着把茶杯里的水倒在他头上和用一个没成型的泥塑糊弄他的场景时,年轻人是多么兴奋。老实说,还有一些年轻人是带着攻击我国历史和现实的横幅而来的。在《布雷斯特的和平》中剧作者和导演竟让列宁跪倒在列夫·托洛茨基面前。作者的立场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在《前进!前进!前进!》中更甚。这部戏剧当然不是历史作品,但是在一部艺术作品中,除了作者的立场,再也没有什么能保证内容的客观性了,尤其那些有关政治的作品。

在《真理报》以及《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历史学家们的评论已经很好地详析了剧作家沙特罗夫的立场。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尤其无法赞同的是沙特罗夫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彻底背离。他考察我国历史最重要的时期时,将社会发展中的主观因素绝对化了,并且明显忽视了阶级和群众运动中体现出来的历史规律。无产阶级群众和布尔什维克党沦为“背景”,而行动着的却是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那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分析特定历史阶段的的评论家们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沙特罗夫在歪曲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贡献,我们现在就将连改革的资本都没有。作者还指责斯大林暗杀了托洛茨基和基洛夫,指责他在列宁生病时孤立了他。但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谁又会对历史人物做出这样片面的指责呢?

不幸的是,评论家们并没有指出,这位剧作者除了作为作家的自负之外,他的作品还很大程度上不是原创的。我觉得,沙特罗夫的观点和论证的逻辑与鲍里斯·萨瓦林1935年在巴黎出版的一本书中的十分相似。在戏剧中,沙特罗夫借人物之口说出了列宁主义的敌人对革命、列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党内斗争的不同阶段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之间关系的看法。这就是沙特罗夫所谓的对列宁的“重新解读”的本质。顺便说一句,《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的作者阿纳托利·雷巴科夫已经坦率地承认过从侨民出版物那儿借鉴了一些东西。

我并未读过《前进!前进!前进!》(它也从未出版过),但我读了一些出版物上对它的热烈的评论。事情为什么进展的如此迅速呢?之后我便得知这部戏剧旋即被搬上了舞台。

二月全会后不久,《真理报》刊载了一篇由我国戏剧界的八位领军人物联署的题为“新看法?”(По новому кругу)的信。他们建议尽量推迟上演沙特罗夫的戏剧。这样的结论是基于一些已经发表的对这部戏剧的批评而做出的。但不知为什么,信的作者们并不认为把那些批评者们是“热爱祖国”的人。这怎么能和他们那希望来一场对我国或远或近的历史“激越而热烈”的讨论的愿望相符呢?这样看来大概只有他们才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吧。

就现今许多见诸笔端的对社会科学的讨论而言,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我,首要关注的是那些直接影响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道德健康以及正确的社会观的问题。通过与学生们一起探讨和思考那些有争议的话题,我不得不指出,在我国正逐渐涌现出一些亟待纠正的错误的片面的思潮。我尤其想详述其中的一些。

比如说,约瑟夫·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所有疯狂的攻击都和他的名字联在一起,在我看来,这种疯狂与其说是针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还不如说是针对那个极端复杂的转折时代的。在那个时代中创造了空前壮举的整整一代苏维埃人,今天正逐渐从政治和社会工作上退下来。那些使我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工业化、集体化以及文化革命正被封入“个人崇拜”的公式中。一切都备受质疑。事情甚至发展到坚持要求那些所谓“斯大林主义者们” (这些人的范围倒是可以让你自己随心所欲地圈定的)忏悔自己的罪过。那些将“暴风骤雨”的时代诽谤为“人民的悲剧”的小说和电影则备受赞誉。确实,这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企图并非常常得逞。例如,有一部广受批评家赞誉的电影,尽管进行了空前的宣传炒作,但大多数观众对它的态度则是极端冷漠的。(安德烈耶娃在此指钦吉斯·阿布拉泽的反斯电影《忏悔》)

我想指出的是,无论是我还是我家里的任何人都和斯大林、他的随员、他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吹捧者没有任何关系。我父亲是列宁格勒港的工人,母亲是基洛夫工厂的装配工。我哥哥也在那里工作过。我哥哥、父亲和姐姐都在抵抗希特勒军队的战斗中牺牲了。我的一个亲戚遭受过迫害并在党的二十大后得到平反。我和全苏联人民一样,对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活动以及在后来受到谴责的当时的党政领导感到愤慨。但是常识让我断然反对现在在许多新闻机构中的对这些复杂的事件的非黑即白式的描述。

对于党呼吁捍卫社会主义的开拓者们的荣誉,我是支持的。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在对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一切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评价时所必须坚持的党的和阶级的立场。只有如此,这些既远离那暴风骤雨的时代又远离生活和工作在那些时代的人民的人所作出的“审判”和抽象的道德说教才会减少。而那个时代人们工作的方式在今天,依然是鼓舞人心的榜样。

对我和许多人而言,同时代敌我双方(尤其是敌方)许多和斯大林直接冲突的人的言论是评价斯大林的一个关键要素。例如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早在1919年他就对自己组织的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十四国武装干涉感到自豪,但整整四十年后他却用下面的话来形容自己最可怕的政治对手之———斯大林:

“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在其有生之年给我们这个决定性的时代中留下了他的印记。他是一个有着过人精力的男人,一个学识渊博的男人,一个无论在在行动还是交谈中都意志坚定、严厉、强硬和无情的男人。甚至在英国议会中历练过的我都无法以任何方式与其相匹敌······他的每一个语词都回响着巨大的力量。斯大林的这股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使他在古往今来的一切领导者中都显得独一无二。无论何时他走进雅尔塔的会议室,我们都会仿佛受到了命令了一般地站起来。而且奇怪的是,我们都站得笔直。斯大林有着深厚的、镇定的、清晰明确的智慧。他擅于在困难时期找到一种脱离最绝望境地的方法······他是一个用自己的敌人消灭自己敌人的人,他迫使我们——这些他公开称为帝国主义者的人——与帝国主义者战斗······他刚接手时俄国还是个扶着木犁的国家,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有了核武器。”

这位大英帝国忠实的守护者的评价是不会有任何吹捧或者是奉承的。经过与青年的长时间的坦率的对谈,我们认识到现今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以及our leaders人的攻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以及道德上的事件,它还关系到整个社会根基。只有一小撮人才对扩大这些攻击的桥头堡感兴趣,而且他们中不仅仅有国境线的另一边的人。与那些许久以前就在西方打出所谓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民主口号的专业反共人士混在一起的,是那些仍旧嚣张活跃的被十月革命赶出国门的阶级的子孙们(他们当中可不是所有人都想忘却祖先所失去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还有那些孟什维克和其他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徒,托洛茨基和雅哥达的追随者们,以及新经济政策时代的暴发户、巴斯玛奇分子和那些对社会主义满怀怨恨的富农的后代。

我认为,无论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如何矛盾复杂的人物,他在建设和捍卫社会主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迟早会得到明确客观的评价。当然,明确并不代表就是一边倒的、粉饰的或者是那种将所有矛盾的现象集齐陈列任由人们主观决定是(尽管还是有所保留的)“宽恕还是不宽恕”“抵制还是保留”的折中主义的评价。明确首先就意味着一种和短视之见相异的历史评价,它会揭示出个人行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间的辩证法。在我国,这些规律也是和回答在国内外“谁将打败谁”的问题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方法论来分析问题的话,那么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讲,就必须首先生动地展示那个时代里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工作和信仰,以及成功与失败、发现与错误、光明与悲剧、群众的革命热情与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乃至犯罪的相互纠结。

最近,我的一个学生说阶级斗争就像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一样理应是过了时的东西。对她的这一言论,我是感到很困惑的。如果就是她一人这么说还好。但是如果是,比如讲,一位受尊敬的学者最近宣称现今的两大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间的关系中是没有任何阶级性的内容,便会引起巨大的争议。我觉得,这位学者似乎并不认为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几十年前他还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和平共处只有阶级斗争。看上去这位哲学家现在反对这一观点。毫无疑问,人们的观点是可以变化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解释一下——至少是对那些曾经读过和现在正在读他的书的人们——现在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位哲学带头人的职责;难道国际工人阶级不再如它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政治机构中所表现的那样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了吗?

在我看来,现在许多争论都集中于一点:哪个阶级或者社会阶层才是改革的领导和主导力量?这一点在我市《列宁格勒工人报》上一篇对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的采访中讨论尤甚。普罗哈诺夫从我国当前的社会思潮的特点出发指出现今的两股典型的思潮,或者如其所言,“替代塔”试图从不同方向推翻我国“经过战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尽管他有些夸大了两座“塔” 之间斗争的重要性和尖锐性,但其强调“他们只赞同屠戮社会主义价值。”是正确的。但是,就像他们的理论家们所宣称的那样,他们都是“为了改革”。

正是那些所谓“左翼自由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历史。他们企图让我们相信在我国的历史中除了错误就是犯罪,而即使是对过去和现在的最伟大的成就他们也保持缄默。他们声称他们完全掌握了历史的真相,他们用学术道德范畴中的标准来替代社会发展的社会政治标准。我很想知道,谁和为什么需要保证每一位苏联government和党中央的杰出领导人 ——一旦他们离开办公室——要因为其在处理开拓历史事业中最复杂问题时所犯的确实的和传言的错误而颜面扫地?我们哪里有热情去埋葬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的荣誉和尊严?

“左翼自由主义者们”的另一个特点是或明或暗的世界主义倾向,也就是某种非民族的“国际主义”。我曾在某处读到过这样一件事:十月革命后,彼得格勒一些工厂主和商人们因为抱怨赤卫队对他们的镇压而请求托洛茨基“做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但托洛茨基却回答说自己“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名国际主义者”,这倒把那些请愿者给弄糊涂了。在托洛茨基看来,和“国际性”相比,“民族”概念是不值一提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强调十月革命中的“民族传统”、撰文指出“列宁的民族性”并且还宣称俄国人民“从未继承过任何文化遗产”等等。但我们得略带些尴尬地指出正是俄国无产阶级——那些被托洛茨基主义者形容为“落后而愚昧”的人 ——完成了——用列宁的话来讲——“俄国的三大革命”,正是斯拉夫人民站在人类与法西斯战斗的最前线。

当然,这里并没有否定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贡献的意思。这只是为了——用今天的话来讲——保证讲出历史的全部真相。当学生们问起我为什么数千个在非黑土地上的和西伯利亚的村庄被废弃时,我的回答是:就像大量的俄罗斯民族文化遗存不可避免的消失了一样,这是我们为胜利和战后的国家经济重建而付出的巨大代价的一部分。我认为:就像将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自信最轻微的变现都当做超级大国的沙文主义表现一样,任何对思想工作的重要性的忽视都会导致对国防和爱国意识的和平主义的侵蚀。还有这些事情令我担忧: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拒绝主义”的行为现在正和激进的世界主义相勾结。不幸的是,只有当它的信徒们突然在斯莫尔尼宫或者在克里姆林宫前以他们的暴行侮辱我们时,我们才记起来。此外,我们还日益习惯于将上述现象视作某种大多是无害的“居住地”变更而非那些曾经靠我们国家的基金而大学毕业以致完成研究生学业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对阶级或国家的背叛。一般而言,一些人喜欢将“拒绝主义者”视作某种“民主”和 “renquan”的证明,他们的才华被“僵死的社会主义”所埋没。而且如果那些“自由世界”的人们并不欣赏他们的沸腾的事业和“才华”、特别服务并不对交易良心感兴趣的话,他们常常能回来。(???什么意思??)

当“新自由主义”向西看时,其他所谓“替代塔”的支持者们,或者用普罗哈诺夫的话来讲,那些“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者们”正努力“通过复辟来推翻社会主义”,或者换言之,回到社会主义之前的俄国社会制度中去。那些形形色色的“农民社会主义”的代言人们对这种愿景痴迷备至。在他们眼中,形成于几个世纪的迷雾中的农村公社的道德价值在一百年前沦丧了。当然,那些“传统主义者们”宣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揭露堕落、为了合理解决生态问题、为了与酗酒做斗争、为了保护历史遗存、为了与他们“正确地”视为消费主义媒介的大众文化相抗争。

同时,“农村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表明他们缺乏对十月革命在祖国的命运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他们片面地将集体化运动视为“对农民的可怕的暴行”,他们的理论是一种对神秘主义的俄国宗教哲学和我们的历史科学中古老的沙皇帝制的非批判地接受,他们也不愿接受革命后对农民的阶层划分以及劳动阶级的革命角色。比如,当涉及到农村的阶级斗争时,关注点往往是“农村的”特派员“从后面枪毙了中农”。当然,在我们广大农村的革命高潮中,有各式各样的特派员。但一般情况是那些在人们背上刻五角星或者是将人活活烧死的特派员都被枪毙了。那些“攻击阶级”所付出代价不仅是特派员、契卡人员、农村的布尔什维克、贫农委员会的成员或“二万”( двадцатитысячников 什么意思?),也包括那些拖拉机能手、农村通讯员、青年女教师、农村共青团员和千千万万社会主义的无名战士。

由于各种“新自由主义”和“新斯拉夫主义”非正式组织的出现,青年的教育工作变得十分复杂。有时他们跟从那些极端分子的教唆。这些绝不是基于社会主义多元化的非正式组织最近正在政治化。这些组织的头头们常常谈论以“议会制”为基础的“分权”、“自由贸易联盟”、“独立出版社”等等话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表明当前我国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领域并由此扩及到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实践的一切方面的改革是否需要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

我觉得,在今天,尤其尖锐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问题。那些伪装成道德和精神“净化”的追求时髦的文章的作者们模糊了社会意识形态、公开化和鼓励非社会主义的多元化之间的界限,而正是这条界限规定了我们在大众思想领域进行改革的底线。这尤其对青年有着负面的影响。我想再次强调,对于这一点我们教师和所有青年事务工作者都是感触尤深的。就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首先应在思想领域的行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指导。原则,同志们,是无论以何种理都不能放弃的。”
这就是我们正在坚守的、未来也将继续坚守的原则。原则不是赠送给我们的礼物,而是在祖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我们曾经所捍卫的。

(来源,伊萨克?J?塔拉苏洛:戈尔巴乔夫和公开化——来自苏联舆论界的声音,威尔明顿,特拉华州:学术资源公司,1989: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