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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历史丨大土匪李崇安染指的戛洒江血案。纪念被李润之部下杀害的解放军战士， 有提到“吕培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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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搜索 —> 追寻红色记忆，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哀牢山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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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灯剧《血染戛洒江》
春华秋实
2024-07-02
阅读 6619
朱家璧与花灯剧《血染戛洒江》
◎宋佳良
1988年底，时任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征委）* 负责人的朱家璧对玉溪地委领导建议说：“明年是‘边纵’成立40年了。玉溪花灯在全省很有名，可不可以用玉溪花灯搞一个反映‘边纵’革命斗争的戏呀？”玉溪地委领导对朱老的这一建议非常重视，立即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下达给了玉溪地区行署文化局，要求尽快组织力量进行创作，让玉溪花灯团打造一台政治性和艺术性俱佳的剧目，向“边纵”成立40周年献礼。
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地区文化局长郭其斌把艺术研究室负责人孙军和我找去谈话，直接把剧本创作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我和孙军都是从事戏剧编剧的，虽然搞过一些剧本，但对于搞“边纵”历史题材仍然是个新课题，深感担子不轻。为了完成好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俩先后阅读了由当时的玉溪地委党史办公室提供的100 多万字的党史资料，在昆明、玉溪、峨山、新平等地采访了许多参加过“边纵”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又于1989年1月，实地考察了新平县戛洒乡、蒿枝地、大平掌、东瓜岭等与“边纵”斗争史有关的地带，采访了一些当年曾目睹那场斗争的当地群众，作了素材笔记。在进入创作前，因孙军对于用电视剧来表现中共滇中地委及“边纵”滇中独立团的整个革命斗争历程更为感兴趣，并且有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和构思，为尊重作者的选择，经文化局长郭其斌协调，对我俩的任务进行了再次分工：孙军搞电视剧，由我来写花灯剧。
原“边纵”滇中独立团的革命斗争历程虽然并不算长，但足迹遍及峨山、新平、玉溪、易门等县，大小战斗十余次，敌我双方涉及的人物多，人物关系复杂，而一部戏容量十分有限，从何处切人、选择哪一段史实来作为舞台艺术的原始素材呢？1989年1月6日上午10时许，也就是“蒿枝地战斗”结束39年后的同月同日同时，我采访回住地，走在从蒿枝地到戛洒江漫长的江坡上。冬日暖融融的太阳照在身上，我竟鬼使神差地感受到了39年前此时此刻，席淑筠等一批“边纵”志士被李润之反共武装俘获从这里走向敌营时的情景及无奈。我似乎看到了太阳里透映出的血……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所要捕捉的戏剧素材。而同时深深感到如不把这段历史表现出来，对不起当年在蒿枝地敌人突袭中英勇牺牲的营长董耀南，对不起被敌人残酷杀害在戛洒江边的花季女青年席淑筠、俞寿婉、施兰、吕培仙，也对不起年仅13岁的小战士王道滨及其他同时赴难的烈士们。
写什么和怎么写，是每一部历史剧创作令人大伤脑筋的事情。如果说怎么写更多遵循于艺术规律的话，那么写什么则应该多听取领导和老同志的意见了。于是，在我选定题材并进行了初步构思，有了一个剧目场次提纲后，先向地区文化局和地委党史办领导作了汇报，后又在地委党史办副主任方汝秀带领下，到原昆明军区工人新村干休所找到了朱家璧同志。朱家璧在其家的客厅里先听方汝秀介绍了我的情况，又听我汇报了创作前期的工作和初步想法。他听我说要写“边纵”与李润之的斗争，立刻让勤务兵去把其夫人叫来一起听。我知道这是因为在戛洒江边被李润之残酷杀害的女烈士席淑筠，便是朱老的夫人席淑芳的亲妹妹。席淑芳听说我要写那段历史，神情一下子陷入对妹妹的怀念，并热情为我提供了一些有关席淑筠的情况，并对我说：“你应该去找一找白祖诗，他是淑筠在学校比较要好的同学。”朱老说：“我赞成写这一段。要突出斗争的艰巨性，要写出李润之的凶残。不过还是先听听董治安他们的意见吧！”董治安是原“边纵”滇中独立团团长，我在采访素材阶段就去过他们家，这次听说要写与李润之的斗争，很感兴趣，又向我补充介绍了一些材料。舞台演出中的“边纵”团长劝说战士普长旺“让妻”以顾全军民关系，并答应革命胜利后为其“另找一个”的细节，就是根据董治安亲自处理的事例写入剧中的。后来我又按照席淑芳的提示，找到了时任云南省文化厅代厅长的白祖诗，他向我介绍了一些席淑筠在学校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并鼓励我把戏写好。
1989年3月底，剧本初稿完成，定为《血染戛洒江》。我带着初稿，再次上昆明找到朱老，先向他口头介绍了剧情内容。他听完后没有太多意见，只是说:“你把稿子送给杨明，让他先看看！”我理解朱老的意图，他是非常尊重专家意见的。杨明是我省有名望的老一辈戏剧家，曾在云南省文化局较长时间担任主管文艺的副局长，时任云南省人大副主任。我当天就到省人大，找到了正在开会的杨明同志，转达了朱老的委托后把剧本交给了他。
4月初，朱老在省征委会议室主持召开了花灯剧《血染戛洒江》剧本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主要是省征委各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业务人员。玉溪地委党史办的方副主任和我参加了会议。那次会议气氛活跃，争论也很激烈。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有部分同志对剧中的某些虚构情节难以接受，尤其对于第4场女战士过江侦察的戏非议较多。尽管我再三说明这是出于“作戏”和人物塑造的需要，还是有人认为此举纯属“不必要的冒险”，是指挥者的失策。最后还是朱家璧说了话：“戏要好看，应当允许虚构，只要大的轮廓符合历史就行了。我看尽快改一稿，在舞台上立起来再看！”
经过玉溪花灯团3个多月的努力，大型革命历史花灯剧《血染戛洒江》终于立在玉溪舞台上了! 1989年7 月初，朱家璧及原“边纵”滇中独立团主要领导董治安、王庚等，还邀请了云南省文艺界黎方等一批专家，专程到玉溪观看汇报演出。朱老看戏很认真，动了感情，几次擦拭眼泪。演出结束，朱家璧、董治安等与玉溪地委、行署主要领导上台与演员合影留念。
演出后的第二天上午，由玉溪地委副书记文元有主持，在玉溪行署大会议室举行了花灯剧《血染戛洒江》专题座谈会， 主要是听取省征委、“边纵”老领导和文艺界专家们的意见。除了昆明下来的领导和专家，参加会议的还有玉溪党史办、文化局的领导和相关人员，以及玉溪花灯团的主创班子和主要演员。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革命历史剧，在云南同类题材的剧目中处于领先水平，戏好看，能感动人，具有革命历史教育意义。同时，对于如何进一步加工修改，使艺术的真实性与历史的真实性更完美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意见。朱老是最后发言的，他先谈了对戏中某些细节处理的意见，比如说他“看不惯李润之每次上场都坐滑竿，是不是太威风了”等。最后才谈对戏的总体评价：“我看这个戏很感动，玉溪花灯团的演出很成功。小宋（指作者）很谦虚，善于听取意见。我希望再加工一下，上昆明参加‘边纵’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演出”。
1989年7月19日，在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举行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成立40周年的当天晚上，与会老同志及党政部门领导观看了花灯剧《血染戛洒江》的演出。演出前，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到后台看望演员，勉励大家。演出进行得十分成功，气氛热烈，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演出结束，普朝柱、朱家璧等上台亲切接见演员。席淑芳还特意与扮演她妹妹席淑筠（剧中角色名许淑琴）的女主角何瑞芬一起合影，算是“姐妹俩”事隔39年后的“再次相见”。朱老对玉溪方面带队的副专员王正培、党史办副主任方汝秀及花灯团团长朱丽云等说：“搞这么个戏不容易，你们要下去到玉溪各县去演出，让更多的人受教育。同时，我还要推荐你们到临沧、大理、楚雄等‘边纵’革命老区去慰问，扩大影响。”在场的演职员对朱老的这一提议不禁鼓起掌来。
遵照朱老的提议，玉溪地委、行署委派党史办方汝秀带队，率领花灯剧团，从8月份开始到玉溪地区各县进行慰问演出。每到一地，机关干部和群众争相观看，座无虚席，日演两场仍不能满足，出现了“满城争说戛洒江”的热烈景象。更值一提的是，当剧组演出至华宁县的时候，正在当地视察工作的朱家璧又兴致勃勃地再次观看了演出。并在第二天一早接见了剧团领导及主要演员。随后他问: “怎么不到盘溪去演一演？”有人告诉他，盘溪没有剧场，只有个电影院，舞台上安装着放电影的银幕钢架，不能够搞演出。朱老又说:“有钢架可不可以拆掉？”后来华宁方面派人了解，钢架确实很大，要拆卸不仅造成损失，而且对于正在县城演出的剧组来说也来不及了，只好作罢。
1990年3月，经过朱老的倡导和介绍，《血染戛洒江》剧组应邀到临沧、大理、楚雄等地州进行交流慰问演出，受到广泛欢迎和赞扬。在各地举行的座谈会上，老同志们热情激昂，反映强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纵’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组成部分，在云南历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感谢玉溪做了一件好事！”我们虽然领了这个情，但剧组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戏的成功，首先归功于朱家璧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
《血染戛洒江》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连续演出95场，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创造了云南同类题材演出场次的最高纪录。事隔10年后的1999年7月5日，在玉溪举行的“纪念‘边纵’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玉溪花灯团换了一批青年演员，再次上演了该剧选场《过江侦察》。可惜那时朱家璧已经不在人世了。全体演职员以认真动情的演出，表达了对朱老的一份深切怀念！
*（本文作者曾任玉溪市艺术研究所所长。）
…
那些花一样的青春
苏轼冰
近几年来，在调查走访、查找资料，撰写反映滇中武装斗争的长篇纪实文学《红旗漫卷哀牢》过程中，我的心灵无数次被震撼，一次次在滴血、在愤怒。
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英烈，一个个都那么年轻。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性，她们都是一些花一样的女孩，都牺牲在豆蔻年华的年龄。我从内心深处一次次为她们惋惜，也为她们自豪和骄傲。作品写完后半年多，我的内心仍然久久不能平静，她们花一样的音容笑貌，像刀刻一样深深地嵌入我的心灵，让我始终不能忘怀……
1948年11月初，中共易门县党组织负责人孙兰英，按照滇中地工委的指示，在易门县上定乡召集党员、盟员会议，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领导武装斗争。
在大敌当前，敌人重兵“清乡扫荡”的严峻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孙兰英将游击队化整为零，进行分散隐蔽，秘密进行斗争。
由于叛徒出卖，1948年12月8日，孙兰英被敌人抓捕。敌人对她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摧残，禽兽不如地用尖利的竹钉钉进她的十指，用烧得通红的枪条烙她的身体，要她写悔过书，但孙兰英始终坚贞不屈，怒斥敌人。12月18日，她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于旧县六里箐。执行枪决时，孙兰英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全身溃烂，刽子手只好用竹篮抬着她去刑场。临刑前，孙兰英用尽平生的力气挣扎着站了起来，昂头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刽子手绝没有好下场！”“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吓得土匪气急败坏，恼怒不已。
孙兰英英勇就义时，年仅21岁。后来，她被誉为一代云南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的楷模，称她为“南疆丹娘”，小街被命名为兰英区。
1950年7月1日，土匪第二次围攻兰英区，又有年仅21岁的中共兰英区区委书记，峨山县人李耀（女、原名李树英）和年仅19岁的易门县人吴兰英（女）等8人被杀害。
在此次滇中地区土匪暴动中，与易门县紧紧相连的新平县，也发生了极其壮烈的一幕。
1950年1月5日晚，新平县匪首李崇安、陈希凯、徐寿臣率3个大队300多名悍匪，偷袭驻蒿枝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中独立团一营二连两个排和团政工队驻地。当时驻地只有20多人，面对数倍于我的凶恶土匪，一营营长董耀南、副教导员杨棋率部与土匪展开殊死搏斗，董耀南、杨棋和部分战士英勇牺牲，5名村民被杀，女政工队员席淑筠等15人落到土匪手里。
席淑筠、俞寿婉、施兰、吕培仙4位女战士被俘后，任凭土匪严刑拷打都不屈服。土匪大队长李崇安用尽了威逼利诱和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最后用挖心、剖腹、暴打等手段杀害其他队员对她们进行恐吓，企图使她们投降，席淑筠大声回击道：“革命者，头可断，血可流，决不投降！”
李崇安恼羞成怒，叫土匪残忍地用刀割她的身体。席淑筠强忍着剧痛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直到声带断裂，鲜血流尽，壮烈牺牲！年仅20岁。
年仅18岁的共产党员、女战士李惠芬在此次土匪暴动中英勇战斗，最后子弹打光了被俘。面对土匪灭绝人性的酷刑，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6岁的女战士曹文英被群众称为“金凤子”，她英勇顽强，被评为营战斗英雄。在土匪杀害了她全家的悲痛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继续与土匪作战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关押中，施兰和俞寿婉被单独关押，匪首李崇安亲自带着几个悍匪对她俩反复严刑拷打，她俩被折磨了5天5夜，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支撑着遍体鳞伤的虚弱身体，一遍一遍地高唱《国际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以激发自己及被俘战友的信仰和斗争意志。
丧心病狂的土匪用尽各种残酷的手段，最终也没有使被捕的15名政工人员和后勤人员屈服，最后只好留下俞寿婉、施兰两名女政工队员陪杀，想恐吓她们。土匪当着她俩的面用非人的手段杀害了13名人员，连13岁的小战士王道滨也未能幸免。土匪把被捕人员杀害后尸体抛入江中，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江边的石头，染红了戛洒江。
陪杀没有吓倒她们，李崇安黔驴技穷，把她俩押到大平掌，引诱、威逼她俩做压寨夫人，两位年轻的女战士坚贞不屈，高唱《国际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高呼“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1月11日，奄奄一息的两位女战士被土匪杀害在南秀河的沟箐里。牺牲时，两位姑娘才刚刚19岁。
烈士血洒哀牢，为革命献出了花一样的青春年华。大规模的土匪暴动殃及全省各地。1950年5月12日，在楚雄彝乡，又有一位年轻的巾帼女杰王金英被土匪杀害。
王金英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1931年出生在昆明市高山铺，从小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46年初中毕业后，王金英考入云南大学附中读高中，她学习更加勤奋，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报，追求真理。1947年1月6日，王金英参加昆明学生示威游行，响应“北平抗议美军暴行”行动，表现得非常积极和勇敢。同年4月，她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
在革命斗争中，16岁的王金英彻底投身革命、献身人民，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临走前，她没有与父亲告别，只留下一张：“我要到山那边去了，请父母和哥哥们不必挂念”的纸条，就毅然奔赴革命根据地。1948年9月，经过长途跋涉，王金英到达祥云县前所镇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在工作中，王金英白天教书，晚上到群众家中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抗会”反“三征”。1949年元旦，王金英主演活报剧揭露国民党的“三征”暴行，教育国民党临教院伤兵，促使该院30多名伤兵于3月起义投诚，加入中共领导的人民自卫团。当月，王金英参加游击队，在滇西人民自卫团二支队金江队政工队工作，与部队一起转战于滇西的崇山峻岭之中。同年8月，王金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为了开辟新区，王金英主动请缨，调到艰苦的楚雄哨区工作。1950年1月，担任中共楚雄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兼任哨区区委书记、区人民政府主席。在艰苦复杂的环境里，王金英夜以继日地积极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
1950年4月，由于征粮工作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四处煽动，攻击党的政策，情况更加尖锐复杂。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王金英当即创作了《交粮歌》，与陈海县长的《告哨区父老兄弟姐妹书》一起，到群众中演唱，宣传教育群众，这更加激怒了恶霸地主和暗藏的土匪，他们对王金英恨之入骨，欲置于死地。
1950年5月8日凌晨，暗藏在村里的土匪里应外合，抓捕了正在下面村里开会的县长陈海和王金英，用铁链将二人捆绑，不让穿鞋子，一路拷打，血迹斑斑地押往三街。
到三街后，土匪对陈海、王金英威逼利诱，见行不通又施以暴刑，灭绝人性地对王金英进行百般凌辱，企图让他们屈服、悔过，但陈海、王金英宁死不屈，意志比钢铁还硬，一次次怒斥土匪。在土匪一次又一次的百般凌辱中，年轻的王金英始终大义凛然，高昂着头怒斥土匪，告诫土匪：“反对共产党决没有好下场！反动派的日子不会长了！”并大声说：“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
5月12日，恼羞成怒的土匪在万般无奈下，将陈海和王金英押往在三街义地岭岗准备杀害。一路上，陈海和王金英不断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怒斥土匪，最后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英勇就义。陈海27岁，王金英只有19岁！
1950年6月22日，中共楚雄地委为陈海和王金英及在征粮剿匪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称王金英是“刘胡兰式的女英雄”。
21岁、20岁、19岁、18岁、16岁，那是一些多么年轻的女性啊！现实生活中，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怀揣梦想、充满希望的年龄。然而，为了自己崇高的信仰，为了天下劳苦大众的幸福，她们却义无反顾地抛去生命，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化为党旗、团旗上的一抹红霞！如今，她们当年的理想实现了，人民的生活好了，日子甜了，人民也将永远不会忘记她们！
【阅读党史】《玉溪革命遗址上的红色故事》滇中独立团蒿芝地战斗遗址：血洒蒿芝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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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8月11日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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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芝地村民小组位于新平县戛洒镇东面的大田村委会，距戛洒镇政府所在地23公里，距新平县城103公里。70多年前，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数名革命先烈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戛洒江。
滇中独立团蒿芝地战斗地点–大田村
李润之是解放前新平县和哀牢山区一带集官、匪、霸、特于一体的封建反动势力的总代表，被称为“滇南一柱”。1949年12月中旬，为有效牵制李润之的活动，阻止其进犯新平县城，滇中独立团1营2连奉命从鹦哥坡，3营从新化新营盘开赴戛洒江东岸通往李润之老巢戛洒的驿站要道蒿芝地一带布防，与李润之匪部形成隔江对峙态势。2营主要负责县城防卫，保卫领导机关的安全。2营抽调的一个小分队从曼勒转移到矣乃德村，监视由漠沙通往县城的峨德、西尼两个江边渡口，防备李润之匪部渡江东进。12月下旬，3营又奉命从蒿芝地调防漠沙坝。滇中独立团1营2连及团政工队73人，由营长董耀南率领驻守在蒿芝地村。
董耀南
1950年1月6日夜，李润之派匪首李崇安、陈希凯、邱为功率三个大队200余人，偷渡困龙河，于7日凌晨包围偷袭驻扎蒿芝地的1营2连及团政工队。哨兵发现敌人枪声后立即向营部报告，营长董耀南令哨兵继续侦察，同时通知部队紧急集合，命令政工后勤人员坚守寨子，自己带领1个排抢占东面后山制高点，以控制有利地形进行反击。董耀南率领部队进至第一个高地，埋伏在东、北两面的土匪以密集的火力向战士们发起攻击，战士们向匪徒勇猛还击。攻至半山腰时，副教导员杨琪不幸中弹牺牲。反攻到最后一个高地前一片凹地时，土匪已成包围之势，并攻入蒿芝地村。董耀南命令战士们坚决攻下制高点，突围出去，与大田村基干队取得联系，再打回蒿芝地。部队继续向前攻击，土匪突然从两侧树林中用机枪扫射，董耀南不幸胸部中弹，英勇牺牲。指战员们迅速攻占土匪控制的最后一个制高点，匪徒纷纷向密林中逃窜。部队突围后，得知大田村基干队已撤退，在匪众我寡的情况下，再打回蒿芝地已不可能。副教导员胡国荣带领突围出来的干部战士撤退到海外村休整，9日返驻蒿芝地处理善后事宜。与此同时，坚守在蒿芝地村的政工队员及后勤人员18人，利用刀斧、棍棒等武器，与攻进村寨的匪徒展开了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政工队队长张心聪牺牲，1人脱险，其余16人均落入匪手。当地妇女会会长和村民3人也被杀害。匪徒将16名被俘战士押到戛洒江边，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和屠杀。面对土匪的屠刀，战士们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匪徒把团政工队副队长席淑筠捆绑在江边树上，用匕首威逼她说：“你不投降，就剥你的皮，剐你的肉！”席淑筠坚定地回答：“革命者头可断、血可流，决不投降！”怒斥匪徒：“你们这些豺狗不如的狗强盗，解放大军已经到云南了，你们灭亡的日子马上就到了！”毫无人性的刽子手剥光她的衣服，用匕首割掉她的舌头，挖去眼睛，又割去其双耳、乳房……席淑筠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匪恶霸！”“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直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匪徒对女卫生队员吕培仙也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残害，用铁丝穿过她的乳房，用枪托和石头砸她全身，吕培仙宁死不屈，痛骂匪徒，壮烈牺牲。年仅13岁的小通讯员王道滨，土匪见他还是一个孩子，便假惺惺地说：“只要你投降，就放你回家。”王道滨怒视匪徒，坚定地回答：“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我决不会投降！”匪徒见一个娃娃竟如此坚强，恼羞成怒，举枪将他杀害。其他战士们也毫无畏惧，没有一个低头，没有一个求饶。匪徒将他们残忍地砍杀、剖腹、掏心、抽筋。凶残的匪徒还将烈士的尸体绑上石头，抛入滚滚的戛洒江中。被威逼驱赶来的当地群众目睹了这幕人间惨剧，无不流下悲愤的眼泪。
滇中独立团政工队驻地
团政工队员俞寿婉和营部卫生员施兰两位女战士长得端庄俊秀，匪首李崇安不怀好意，将她们带上匪巢大平掌，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诱使她们投降变节，但遭到她们的严词拒绝。匪徒逼问她们：“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她们大义凛然地回答：“共产党好！共产党为穷苦百姓打天下！国民党尽做坏事，只会欺压老百姓！”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她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匪徒无计可施，最后将她们残忍地枪杀。
蒿芝地一战，滇中独立团的战士们在面对敌人的屠刀、刑具，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义无反顾、大义凛然，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正义献身、为真理奋斗的崇高革命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血溅蒿芝地、戛洒江的壮烈悲歌。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英勇事迹，他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鼓舞着滇中各族人民不断向前进，烈士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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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恶少李崇安
(滇中恶少李崇安)
颐源书屋 2024-11-22 发布于云南 | 17阅读 | 1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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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少爷，使不得啊！我还没有嫁人呢，你毁了我，教我如何做人哪？”面对管三妹的苦苦哀求，兽性大发的李崇安哪还听得进去，一只手紧紧攥住她的双手，一只手往下一扯便脱下了管三妹的裤子，像饿虎扑羊般猛贴上去。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袭来，管三妹明白自己少女的清白就这样被这个恶少夺走了。看着发泄完兽欲的四少爷丢下五块花钱，哼着小曲心满意足而去，管三妹哭着哭着就笑了，从此富昌乡又多了个疯女人。
李崇安（1928年—1951年3月25日），汉族，出生于新平县第四区富昌乡（今戛洒耀南）东关岭村。其父李有贵曾任过富昌乡乡长，生有六男五女，李崇安在儿子中排名第四，乡人称之为“四少爷”。李崇安在本地上过几年学，因不是读书的料，继而弃学跟随三伯李润之效力。李润之年富力强时没有儿子，便将希望寄托在其身上，把毕生所能教授于他。成年后的李崇安骄奢淫逸，色胆包天，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相对于李润之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1950年4月23日，李润之在昆明被捕后，其侄子李崇安继承其衣钵，成为李系封建武装的代表人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平发生征粮土匪暴动，以李崇安为首的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国民党叛军借机制造了一系列血案，震动全滇。
…
李崇安禽兽不如，平生不知遭踏了多少良家妇女。李崇安十五六岁就学会遭踏女人，富昌乡周边有点姿色的女人都难逃他的魔爪。结过婚的女人忍忍也就过了，可怜的是那些还未出嫁的女孩，有的被逼自尽、有的急成疯傻、有的只能委屈求全去做别人的小妾。家人见他实在不像话，逼他早年成婚，但婚姻的桎梏又如何拴得住这匹放纵的野马，结婚后的李崇安依然我行我素，好色成性，一天不祸害几个女人寝食难安，闹得女人们一听李崇安来便闻风而逃。
1941年，在河边街附近的村子里调戏妇女，被一妇人舀了一瓢开水泼在其脚上，烫起几个水泡，害得李崇安蹒跚了好几天。事后，李崇安硬是把其逼得家破人亡。在戛洒周边，只要他看上的女人，没有谁能逃出其魔爪。戛洒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水稻一年两熟，每年二月初，农民便开始栽插早秧。农忙时，坝区傣族群众有请山区妇女帮忙插秧的习惯。一到这个时节，李崇安就呆在戛洒坝子里不走了，整天骑着高头大马在田间地头猎艳，碰上模样俊俏、肤色白净的女人，收工后便尾随不放，直到把其截留在路上发泄完兽欲为止，害得山区未婚女子再不敢到戛洒坝打工。
李崇安常派人到处打听哪儿有漂亮的小姑娘、小媳妇，发现了就让手下人绑架来供他淫乐。少则两三天，多则十天半月，玩腻了，丢给几块花钱让女人滚蛋。乡人们都知道，自家女人失踪十有八九与李崇安有关，但这种屈辱比全家人的性命孰轻孰重，心里比谁都清楚，因此不敢报官，更不敢去抢夺，只能忍气吞声打掉牙齿往肚里咽。李崇安因好色成性，拈花惹草，夫妻关系不睦，结婚几年，也未给李家留下一儿半女。
1950年1月5日深夜，李崇安、陈希凯带400人，兵分两路摸向蒿芝地，6日清晨发起攻击，滇中独立一团一营73人被包围，营长董耀南、营副教导员杨琪、战士毛云龙等5人牺牲，16人被俘（男12、女4）。他们把被俘战士捆绑起来连成一串，拉到戛洒江边进行非人折磨，下午四时残忍杀害14名干部战士，并在尸身上绑上石块沉入江中。李崇安见愈寿婉、施兰两位女战士长得漂亮，强行带回大平掌，威迫利诱做他的小老婆，愈寿婉、施兰坚决不从，李崇安兽性大发，连续两天对她们进行非人折磨，但仍无法动摇她俩的革命意志。李崇安黔驴技穷，求三伯李润之帮忙说服两位女战士嫁给他，李润之大骂：“和老虎在一起，死活都不管”，命令立即枪决。
1月9日，李崇安把她俩押回戛洒，继续拷打折磨，并让手下人轮奸；1月11日中午，李崇安率八、九个人从戛洒曼秀新寨村前经过，大部分人随李崇安往大平掌方向走，其中的两个匪徒押着俞寿婉、施兰走到南秀河大沟边，把她俩推上一块巨石上枪杀。3月曼秀新寨农民刀绍林去水沟放水，见大石下有两具女尸，头朝下，呈匍匐状，均穿着衣服；1951年3月，刀又去放水，见原地有衣服和尸骨，不久有村干部到此了解情况，随后，尸骨及衣服皆消失不见。
李崇安对共产党仇视无比，犯下了滔天罪行。1943年，李润之为其父李国宝修墓，强令民工抬碑石、标杆、石人、石马等，李崇安负责监工，懒得走路，竟然恬不知耻爬在上面，要求民工一起抬，众人敢怒不敢言。1950年6月28日，李崇安手下抢刘家寨财物，怕被抢人告发，就恶人先告状，说被抢人通共，李崇安不分青红皂白，把人抓来押到管家寨丫口，先向不致命处开了两枪，然后再把其手脚筋挑断，想方设法折磨人，直到被害人奄奄一息，才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杀人场面惨不忍睹。李崇安残暴无比，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干部及进步人士疾恶如仇。原润之中学有个教英语的桂老师，李崇安听说是共产党派来的，扬言要把他杀掉，害得桂老师不敢迈出校门半步，后来，实在没法，只能一走了之。接着又来了个以耍把戏为生的外乡人，李崇安听别人说是共产党，不经核实，便派人把他杀害。1950年5月3日，在征粮土匪暴动中，指使部下杀害我征粮干部及工作队员60人，且大多以刀砍斧劈、开膛破肚的残忍手段加以谋害。
1948年11月，为扑灭哀牢山革命火种，李崇安带百余人支援李镇安占据漠沙曼勒村，新平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普贵忠发动振武乡人民联防队增援漠沙联防队，乘夜攻打曼勒，逼走所部。1949年3月18日，李润之联合扬武陈氏兄弟“解放新平”，成立“新平县临时人民委员会”、“滇黔人民自卫军临时指挥部”，下设四个大队，李崇安任三大队长。5月15日，云南人民反蒋自卫军二纵队派范家乐（康明）到新平与李润之谈判，撤销“临时指挥部”，李崇安带三大队200人进思普区整训，名为整训，实为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后因吃不了苦，带领部下偷偷逃回大平掌。5月下旬，受国民党特务吕宜文、胡笑波指使，景东梁星楼召集李润之等在镇沅九甲召开会议，成立“西南反共救国委员会”，组织第三纵队，梁为总指挥，李为副总指挥，李润之回大平掌后组建第三纵队8支队，下设8个大队，李崇安继续任三大队长。9月，景东梁星楼叛乱，妄图拉拢李润之，为阻止他们之间相互勾结，二纵队领导派李忠安、陈家林陪同普贵忠到大平掌做李润之的工作。完成任务后，由人护送回新平，路遇李崇安，李执意要下普的枪，经李忠安劝说方作罢。李崇安尾随普贵忠到戛洒江边，眼望普贵忠过江，十分后悔没有把他杀掉。9月5日，国民党特务吕宜文等23人到达大平掌，9月16日，成立“云南人民反共义勇军”，商定组织4个纵队，新平纵队下设14个大队，李崇安仍任三大队长。
1949年农历三月初十下午，凤翥乡副乡长尉迟培汉召集部分保甲长在界牌乡开会，讨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组织，想摆脱李润之多年来的欺凌和压榨。派人送信给洪启智，途中被李润之截获，便派侄儿李崇安冒充镇沅洪启智队伍按时进入小河头村尉迟焕锦家，不费吹灰之力，把妄想与李润之分庭抗礼的参会人员几乎消灭殆尽。12月12日，李崇安等四个大队700余人袭击帽盒山护乡二团，由于力量悬殊，李部攻入帽盒山烧杀抢掳，并放火烧毁整个村庄，害得帽盒山900多群众无家可归。
1951年1月15日，在解放大军的四面包围之下，李润之召集家人和亲信开会，商讨对策，李崇安要求坚决抵抗，后在形势不利及李忠安的劝说下，才于1月16日决定投降。征粮剿匪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滇中独立团参谋股长施瀚被安排为收尸队长，找到俞寿婉、施兰遗骨火化。枪杀于戛洒江边坠石沉江的14位烈士，只有席淑筠的头颅在河口大桥对面的沙滩上找到，其他的尸骨无存。
1950年2月，李润之投降后，带领李崇安等15人到昆明定居。期间，李润之与特务和各地匪霸勾结，密谋组织武装暴动。3月12日，派李崇安到龙武县策动叛乱，因消息泄露，李崇安带领四个随从逃脱。4月29日深夜，李崇安到达新平斗戛龙学礼家，得知新平县城发生征粮暴动。4月30日，他安排人进城找王发云，王带领10多人把他接到城内其表姐夫家。李崇安看到城内暴动成功，找人代写书信送往大平掌，通知手下迅速组织暴动。5月3日下午4时，李崇安带领10多人枪出城，当晚到达新化代味许宗明（其姑爹）家。5月9日，在新街与陈希凯汇合窜向富良棚，伙同穆凤澡于5月10日反扑峨山甸中镇，被解放军四兵团13军1个营及峨山护乡团击溃，李崇安不得不退回老巢大平掌。5月中旬，暂编13军34团团长王耀云派亲信谭家禄联络李崇安。李祟安于5月24日在老厂白沙湾聚集各地匪首烧香磕头结盟，准备汇合王耀云攻打新平县城。5月28日，驻江川的起义暂编部队13军34团叛变，团长王耀云率领1400多人窜入新平，图谋与李崇安匪部汇合。6月3日，34团在新化迤施与解放军及地方部队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拖住了叛匪。前来接应的李崇安眼看形势不利，慌忙从小路逃回大平掌。6月4日援军赶到，把叛匪包围在新化代味老虎山，鏖战至下午3时，歼敌700余人，王耀云率领残部200多人冲出重围与李崇安、陈希凯接上头，率领残匪从三江口附近的大窝铺渡江逃上大平掌。
6月12日，李崇安、王耀云纠集800余人攻打镇沅凹龙乡，被解放军115团7连及镇沅基干1连奋起反击，激战两天，叛匪溃败。7月6日，李崇安、王耀云纠集股匪1000余人在大平掌成立“云南人民抗共军”，总司令空缺，李、王分别任副司令。8月10日，解放军39师115、116团共13个连，兵分八路包围大平掌，15日发起总攻，共击毙、俘虏和自新匪徒166人，余匪四处逃窜。8月27日，李崇安、李时安汇合陈希凯匪部200余人攻打白大力克，溃败退回罗里河，8月31日，李崇安逃窜化念。10月6日晚，有位放牛的傣族老大爷到七连报告，说他亲眼看到李崇安和两个随从躲进棉花河边曼控一石洞（今水塘镇新寨村右面半山上）中。驻扎在戛洒的解放军7连当夜出击，于晚上12点30分将李崇安及其卫士抓获。
李崇安被抓获后，连夜押到戛洒，第二天再押往大平掌，由解放军看守关押。新平南区副区长卫军（徐英士）和县长王瑞亭去拜会部队首长时，顺便从监外看了他一眼，见李崇安长得白白胖胖，眼神呆滞，面无表情瘫坐在地上。1951年3月25日，李崇安被押到新平县城召开公审大会，会后与三伯李润之、大哥李元安、姐夫程善多等一并执行枪决，结束了其恶贯满盈的一生，时年23岁。
席淑筠
2 个赞
非常感谢！
这段历史十分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