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振维，乳名新春。湖南浏阳县丰裕乡人，1905年2月出生于湖南浏阳市北盛镇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她的家坐落在风景优美的五虎山下，门前一池清水，屋后几丛翠竹，附近有一个较大的石膏矿，所以丰裕乡又被称为石膏乡。
邵振维父亲是邵氏宗祠小学的教员。11岁时邵振维进入父亲执教的邵氏宗祠小学读书，她是全校惟一的女生。
邵振维毕业后升入毛公桥的卓然高小。卓然高小聚集了郭起等10多位进步教师。他们关心时事，提倡新学，对邵振维影响较大。刚从这里毕业到省会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进步青年田波扬、潘心元，常寄回一些进步书刊和他们办的《新民》杂志来。邵振维是个渴望知识、追求真理的女学生。她从这些书刊中，逐步获得了革命的真理。
1922年夏，邵振维考取浏阳女校师范班。她勤奋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政治活动。
1923年3月，湖南各界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租借期满的旅大军港，成立了外交后援会。邵振维参加了浏阳外交后援会分会的工作。她联络女校的同学和从长沙来的男同学一道，组成演讲团，进行反帝宣传。她们散发传单，演出《二七惨案》、《旅大始末》等戏曲节目，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
1925年5月，青岛、上海相继发生惨案，特别是长沙“六一惨案”发生后，邵振维发动女校师生，高举“毋忘国耻，誓雪国仇”、“外抗强权，还我山河”等横幅标语，涌向街头，奔向农村，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邵振维在群众中教唱《国耻歌》，歌声激越悲壮，边唱边流泪。这年暑假，她被秘密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0月，邵振维担任了县总工会女工部部长。不久，党组织派她至农村建立乡妇女联合会。她关心贫苦妇女的生活帮助童养媳解除婚约，查处各种虐待妇女的行为，妇女们把邵振维当作贴心人，纷纷申请加入妇联。
有一次，村里一个族长在祠堂摆宴祭祖，禁止妇女参加。邵振维决定向封建礼教挑战，带领几十名妇女抢先进入祠堂，把摆好的酒席吃光，气得族长在厅堂上直跺脚，连说“人心不古”、“好男不与女斗”，怏怏离去。
新春将近，农民过年没有米，向地主借粮，被一口回绝。邵振维在党组织和农协的支持下，发动群众打开地主的谷仓，挑出100多担谷子，用平价卖给农民，气得地主捶胸顿足，农民们笑逐颜开，拍手称快。
1927年2月，邵振维被选为县妇联委员和中共浏阳县委委员。
为了扩大工农纠察队，浏阳县委决定以国民党县党部和公法团名义，把被地主掌握的县警备队和各团防局的700余条枪以及团练费移交农民协会接管。普安团总张梅村首先跳出来发对，县农协委员长下令将他逮捕，交县警备队看押。其他团总见势不妙，当面表示服从，但背后拼命反抗。县警备队长唐秉忠竟从监狱里放走了张梅村，并阴谋发动叛乱。公法团体根据县政府颁发的镇压反革命条例，成立了特别法庭。时任公法团主席团成员和审判员的邵振维，在万人公审大会上，代表法庭宣布唐秉忠的罪行，判处死刑，当场枪决。国民党县长萧骧出面为唐秉忠辩护，引起了群众公愤。邵振维等代表浏阳各界，致电省政府要求撤换萧骧。在一片声讨声中，萧骧逃往长沙。这就是浏阳历史上有名的“除唐驱萧”事件。接着，特别法庭在浏阳城召开大会，处决了7个民愤极大的恶霸。
城郊3000农民将恶贯满盈的地头蛇邱邵端绑赴法庭，请求处决，邵振维满足了群众的正义要求，举起特别法庭的大红印，盖在布告上，古港区抓获了破环农协的反动分子萧芳莲，他的妹妹曾和邵振维是同学，跑来请求赦免。被邵振维严词拒绝。农民交口称赞邵振维是铁面无私的女法官。
1927年2月底，省政府批准将萧骧免职，县公法团接受各界提出的县长候选人名单，确认邵振维为共产党方面的候选人。经过民主选举，不满22岁的邵振维当选为浏阳县县长。
邵振维担任县长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她首先加强革命武装的建设，成立了有1000多人、700多支枪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为了使这支队伍尽快成长，邵振维通过募捐和紧缩地方财政，筹集粮饷，制作军服，抓紧训练。
4月，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当选为中共“五大”代表，赴武汉开会，全县工作的重担落在邵振维的身上。她依靠党的力量和工会、农协的支持，抓紧县政建设，积极做好各项工作。这时正遇春荒，她以政府名义发出布告，要地主平粜粮食给农民；组织清算公产委员会，清查被土豪劣绅侵占的公共财产。蕉溪乡财主罗雁峰贪污银洋1700元，莲溪乡团总张桂生侵吞公产谷800担，都被追回。
在有条件的区、乡，邵振维试行平分土地。她直接指导枫浆乡的分田运动，取得了经验，然后由县政府公布一些乡由农民协会主持插标分田。邵振维的做法得到了省农民协会的肯定和赞扬。
为了活跃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邵振维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县、区、乡各级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问题。在很短时间内，红茶、石灰、土纸、土布、鞭炮和竹制品等合作社，纷纷建立起来了，城乡市场日趋繁荣。
邵振维十分重视文化、思想建设，倡议开办平民夜校，女子职业学校，并亲自讲课。她发出了查赌、禁烟的命令，在全县开展查禁鸦片的运动，仅沙市区就缴烟灯120盏，古港区一次没收烟土42箱，当场焚烧。人民群众对邵振维采取的这一果断措施无不叫好。
中共五大召开时，武汉革命政府已经危机四伏。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武装农民的主张。潘心源完全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五大期间，他给浏阳县委的信中提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也必须加强武装，不断扩大自己的力量，力争在短期内成立一个师，搞到3000支枪，同时把农民自卫军训练好。”潘心源回到浏阳后，邵振维和他一起，以主要精力抓农民自卫军、工农义勇队的组织和训练工作。
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事危时急，临时省委决定长沙附近各县的农民自卫军于5月31日围攻长沙。浏阳县委坚决执行省委的决定，在全县进行军事总动员。
5月29日夜，浏阳各乡农民自卫军陆续出动，他们自带干粮，扛起梭镖、鸟铳等武器高举火把，浩浩荡荡地向长沙进发。
邵振维是浏阳农军指挥者之一，她手提驳壳枪，英姿焕发，随第一路纵队移动。
5月31日晨，邵振维和干训班200人抢先进抵长沙城下，当第二路纵队在浏阳门打响时，邵振维指挥部队向小吴门发起攻击。正当许克祥向上司告急的时候，陈独秀下达了“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须静候国民政府解决”的指令，其他各县农军已被迫停止进攻。浏阳农军孤军深入，形势危急，邵振维左臂负伤，仍坚持战斗。后来，他们也接到了撤出战斗的命令。
7月7日，浏阳工农义勇队奉命开赴平江，准备编入贺龙部参加南昌起义，后因未及时赶到而退至江西铜鼓县待命。不久，投入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工农义勇队调离浏阳时，邵振维因伤未愈被留下来作地下工作。
工农义勇队一走，反动派卷土重来，占领县城。
这时，新任国民党浏阳县长王紫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一到任，便悬赏500光洋，发誓要生擒邵振维。不久，湖南省国民党当局又派阎仲儒为平浏“清乡委员会”主任，率部进剿浏阳，与王紫剑一起，更加疯狂地屠杀群众。不到一个月，全县惨遭杀害的就有数千人。人称“阎王清箱(乡)，百姓遭殃”。
形势越来越严峻，环境越来越险恶。为了适应情况的变化，邵振维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自己回到石膏乡，凭借家乡熟悉的地形和群众的掩护，继续与敌人周旋。她在五虎山组织了一支暴动队，一夜行程数十里，往来于石膏和大桥之间，随时打击当地的反动分子。她还在罗冲召开群众大会，向一些反攻倒算的土豪劣绅提出警告。她在卓然还处决了三名清乡队员和1名叛徒。
五虎山有共产党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在全县传开。一些受压迫的农民又开始挺起胸脯走路，有的人甚至跑到地主家里对地主说：“你要把收了我们的梭镖保管好，以后我们还要办农民协会的。”
10月，邵振维来到砰山丰福岭芭蕉冲，参加潘心元在这里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部署继续组织武装斗争的问题。这时，省委特派员夏明翰也来到浏阳蒿山，与潘心元一起领导武装斗争。在会上，邵振维见到了郭起、郭祝霞、赵贵金、伍志芳等战友。根据会议的决定，大家分别在东三里、枫林、枫浆、石膏、砰山、淳口等地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建立武装，发动群众抗租、抗税、抗粮，她分工负责石膏乡的工作。
敌人得知消息后，调来大批团丁搜捕。邵振维临危不惧，神出鬼没地与敌人周旋。敌人对邵振维毫无办法，就把她母亲抓来，妄图利用骨肉之情劝降。可是得到的是一顿痛骂。敌人无计可施，只得将邵母打后放了。
11月初的一个夜晚，邵振维摸回家里，看望遍体鳞伤的母亲，痛哭失声。不料敌人发觉了她的行踪，立即包围了她的家，嚎叫着要抓活的。她的侄女冲出屋子，想把敌人引开。邵振维不愿侄女为她而牺牲，追了出去，对着敌人大喝一声：“好汉做事好汉当，我邵振维在这里！”
邵振维被捕后，被押到浏阳县城。国民党县长王紫剑很得意地说：“邵小姐，不，邵县长！您还记得吗？这就是你原来办公的地方。想不到吧，现在就变成阶下囚了，哈哈！”
邵振维昂立堂中，坚定地说：“革命正在进行，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了。”
当上了“挨户团”头目的张梅村威胁道：“你老实点，免得受皮肉之苦。”
邵振维蔑视地说：“你这个手下败将，当初要不是被人放跑，早被我们特别法庭判死刑了！”
张梅村气得发抖，下令动刑。邵振维被绑在老虎凳上，先是抽打，接着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的身子，烧得皮肉吱吱作响。邵振维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敌人还不罢休，往她脚下垫砖，一块一块往上垫，邵振维仍没吭声，直到膝盖骨被折断昏死过去。
王紫剑、张梅村面对着坚贞不屈的邵振维无计可施，决定杀害她。
1927年11月6日，敌人将双腿已断的邵振维用箩筐抬着，押往南门外的状元洲。邵振维忍着伤痛，沿途高呼：“同胞们，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共产党一定还会回来的，共产党万岁！”
邵振维英勇就义时，年仅22岁。她的忠骸后被革命群众葬于浏阳五虎山的苍松翠柏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振维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