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党百年重温党史|刑场上的婚礼:三对革命青年的无悔选择

来源:2021-03-08 06:29:00 上海上观新闻官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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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革命早期,革命青年为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与热血的故事不绝于耳。今天,我们走进三对特别的革命青年,他们是恋人,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也是在刑场上以婚礼致敬对革命无悔信仰的传奇英雄。他们分别是:周文雍与陈铁军、余哲贞与徐琛、蔡博真与伍仲文。只有走进他们,我们才能更真切地体会革命英烈对于革命的崇高信仰,才能更深切地感受革命英烈对于革命事业的无悔选择,才能更深刻地明白革命英烈对于正义事业的果敢牺牲。

周文雍与陈铁军:刑场上“礼炮初鸣”

1928年2月6日,广州红花岗的刑场上,一对年轻的革命战士,也是一对年轻的革命伴侣在敌人的枪口下从容不迫,大声呼喊:“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吧!”,这样一场特殊的婚礼就在刑场上举行了。这对革命伴侣就是作为广州起义行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周文雍与当时中共两广地区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他们不慕浮华、大义凛然,面对反动派的迫害,以最优雅的姿态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为了革命,为了理想信念,他们来不及给自己红色爱情一片开花结果的沃土,但是却以别样的婚礼捍卫了最伟大的爱情、最忠贞的信仰。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年出生于广东佛山一个华侨家庭,家里是糖商,十分富裕。陈铁军自小聪颖、好强,看到家里哥哥们上学,也主动提出要像男孩子一样上学堂学知识。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15岁的陈铁军立即被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组织的“五四运动”宣传队所吸引,五四精神第一次唤醒她稚嫩而澎湃的心。之后,陈铁军又要求父亲送自己到佛山第一所新学制的女子小学“季华高等女子小学校”学习,成了这里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也是在这里,她剪了短发、穿了白衣黑裙的校服、结识了带有进步思想的校长与老师,成了“有失大家闺秀体统”的假小子。然而,就在陈铁军感受着新式教育带给自己的喜悦时,她得知了自己必须嫁人,家里给自己定了门当户对的佛山望族、富甲巨商——盲公饼何家的孙子做孙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里父亲去世、长兄为父,长兄力荐婚事,学校的老师也劝她可以接触何家公子了解一下,于是陈铁军提出了“过门不同房”的要求嫁入了何家。到了何家,陈铁军一再与“丈夫”交流,发现自己与“丈夫”根本没有共同的话题与思想,于是她决定努力读书,改变命运,朝着自己的革命理想迈进。1924年,面对家人的反对、夫家的阻拦,陈铁军执意考取了广东大学(后更名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并对何家公子留下一句“你可以娶其他女子,我要去读书了”。陈铁军反抗封建礼教、冲破旧婚姻枷锁求真理一事,在当地引起巨大反响,家里也与“伤风败俗、不遵礼法”的她几近决裂,断绝了对她的一切经济支援,但是陈铁军不在乎。1926年,陈铁军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将自己的名字由“燮君”改为了“铁军”,与过去的自我彻底割舍决裂,从此正式转变为一个关心国家与民族未来的革命青年。

周文雍,乳名光宏,1905年8月出生于广东开平县百合下洞凤凰里一个十分贫寒的家庭。虽然家境贫寒,周文雍却自小上进好学,积极进入横石的一所新式小学读书学习。但是受限于家庭经济能力,他的学习只能是时断时续,后来更是为了补贴学费,前往学校厨房做杂务来半工半读、继续学业。学校看他聪颖勤勉,于是免收他的学费,还解决了他的住宿与吃饭问题。面对这样的条件,周文雍更加勤奋刻苦学习,两年时间便完成了本该四年的学习课程,升入了高小。在新式学校接受了新思想,周文雍慢慢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并于1925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革命道路上,“富家千金”周文雍与“穷苦小子”陈铁军有了交集。1927年,按照组织安排,陈铁军与时任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周文雍以夫妻名义作掩护开始了他们秘密的革命工作。

周恩来同志了解到周文雍与陈铁军的故事十分感动,曾在1962年2月17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指出“他们的爱情才是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革命者是有人情的,是革命的人情”,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段话无疑是对这对革命伴侣崇高信仰与忠贞爱情的极好总结与阐释。1927年,周文雍与陈铁军根据组织安排,以夫妻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在日常的生活中,陈铁军扮演着一个“妻子”的角色,照顾着周文雍的日常起居,并在周文雍遇险时,巧施妙计成功救出了自己的“丈夫”。当时,周文雍任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陈铁军就以“夫妻关系”为掩护担任周文雍的助手。在一次街头游行中,周文雍被军警逮捕,但是真实身份并没有暴露,为了救出周文雍,陈铁军又以“妻子”身份探监,带去很多用红辣椒炒的饭菜,让周文雍光吃辣椒不喝水,以至辣得满脸通红。陈铁军又高呼:“不得了啦,他得了伤寒病啊”。伤寒病在当时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整个监狱的看守都害怕极了,一心只想把周文雍送走以免被传染,于是就这样,陈铁军通过事先就疏通的狱医一起合力把周文雍送进了医院。之后,组织又派人前往医院支走了看守的警务人员,成功地将周文雍营救回“家”。

周文雍虽然是穷学生出生,但是他杰出的领导能力、忘我的工作热情、坚定的理想信念深深地吸引着陈铁军。而陈铁军的果敢坚毅、积极聪颖、蕙质兰心也深深地打动着周文雍。在周文雍负伤后,陈铁军如同妻子般的照顾与温暖更让二人在患难中萌生真情,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中、在一日又一日的相处中,两颗年轻的心越靠越近,但他们始终没有说破,在“家庭”里一直保持着纯洁的革命同志关系,一心扑在革命上。革命的儿女哪有时间来谈自己的私情,他们的爱情是忠贞纯洁的,充满了革命者别样的人情魅力。

广州起义失败一个月后,按照组织要求转移至香港的周文雍与陈铁军又返回广州,仍旧假扮夫妻进行革命活动,寻找失去联系的同志以加强组织建设,并积极谋划新的革命活动,但是不幸的是1928年正月初五,由于叛徒告密两人在居住的公寓同时被捕。被捕后,敌广州市公安局局长朱晖日亲自提审,妄图通过审讯获得我党的机密。在牢房内,敌人用“老虎凳”“插指心”“放飞机”等令人发指的毒刑轮番拷打,周文雍铮铮铁骨,几番晕厥也绝不透露党的机密。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与威逼利诱,陈铁军也是面不改色、毫不动摇,她一心只关心“丈夫”周文雍的情况。见严刑拷打无用,敌人又开始动歪心思,给周文雍笔墨让他写自首书,只要写了自首书,就可以放周文雍与陈铁军出监狱,并许以不菲财物。面对敌人的无耻罪行,愤怒的周文雍提笔在墙上写下绝命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大义凛然地给了敌人最响亮的一记耳光。气急败坏的敌人已经无计可施,于是决定开庭判决。在法庭上,周文雍竟然毫不畏惧地利用法庭当讲坛与敌人开展思想斗争,宣传革命真理。最后,敌人宣判周文雍、陈铁军死刑,决定公开处决这对“共产夫妻”。

在狱中,周文雍与陈铁军拍下了最后一张革命合影以作为给党和同志们的最后诀别留念,当摄影师询问他们这张照片寄到哪里时,视死如归的二人异口同声地说道:“就寄给中国人民吧”。1928年2月6日,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敌人押赴红花岗刑场,一路上,他们还慷慨激昂地唱起了《国际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闻声而来的群众无不为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与气节而动容。年轻的革命者从不惧怕死亡,因为死亡也不能剥夺他们的理想与信念。临刑前,陈铁军突然大声呼喊:“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就让国民党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23岁的周文雍与24岁的陈铁军在红花岗刑场中弹倒下,他们非凡的恋情与特殊的婚礼从此载入史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舍生忘死、奋斗不止。

徐琛与余哲贞:临刑前“补办婚礼”

1927年6月2日,比周文雍与陈铁军的刑场婚礼还早8个月,在福建的福州西洪路鸡角弄刑场,无独有偶,一对年轻的革命伉俪也在刑场上宣布补办自己的结婚仪式,同样借敌人的枪声作为自己婚礼的礼炮,这对革命夫妻就是徐琛与余哲贞。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但是由于一心忙于工作,一直没有时间给自己办一个婚礼仪式,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们以革命者最坚定的信念与对敌人最大的蔑视,在刑场上为自己的婚姻补办了一个婚礼仪式。

在徐琛和余哲贞的青少年时期,两人都有一个相同的爱好,那就是阅读马列主义经典书籍和各类进步刊物。1904年,徐琛出生于广州汕头达濠镇一个贫苦的鱼贩之家。由于家境贫寒,15岁的徐琛就开始在汕头市第二小学开始做教员,但是贫寒的生活并没能阻挡他追求真理的热情,他仍旧继续学习红色革命书籍,相信这个社会是需要英雄的,年轻人应该为之做些事情,为真理和革命事业而奋斗。1924年,共产党人在广东汕头的革命活动频繁,就是在这一时期,徐琛终于找到机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启了革命生涯。

1907年,余哲贞出生在广东澄海一个普通的手工业者家庭。不同于一般的小女孩,余哲贞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听大人们讲杨门女将、梁红玉等英雄故事,她从骨子里崇尚英雄,也从心底想争做英雄,遇到危急事情她总喜欢第一时间站出来处理。余哲贞没有封建少女的娇羞与柔弱,更多的是假小子一样的坚定、智慧与果敢。她反对父母给自己裹足、她要求上新式学堂读书学习,更在1924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上街奔走宣传国共合作。

在1924年国共合作的浪潮中,徐琛与余哲贞认识了彼此,积极向上、勇担重任,革命信仰让两个青年人的心紧紧依偎在一起,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1925年12月,徐琛和余哲贞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由于革命需要,新婚不久的徐琛与余哲贞还来不及举行一个正式的婚礼仪式便被党组织安排随军北伐。面对组织的安排,两人没有丝毫犹豫,坚持“革命的事是大事、自己的事是小事”,立即加入北伐队伍,随军主要负责群众运动与群众工作。北伐军成功占领福州后,徐琛作为福建民众运动委员会主席和东路军政治部党务科长,直接参与了中共福州地委的领导活动,徐琛与余哲贞一起积极接触全国工人运动领袖王荷波、方儿灏等人,积极策划革命活动,成为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人通过掌握领导权而实行大规模地方民众运动、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成功典范。1927年1月,改组后的中共福州地委革命任务更多更艰巨,余哲贞则夫唱妇随,除了做好自己的妇女解放工作,还主动担任徐琛的文书,负责一部分文字工作。正是有了徐琛、余哲贞这样一批忘我工作的革命者,福州地区以至于整个闽东地区、闽北地区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1927年,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的斗争尖锐化。面对这样的形势,徐琛和余哲贞这对革命夫妻并没有退却,而是积极担当、主动作为,冲在最前面,经常组织各类群众集会并发表振奋人心的革命演说,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的反革命罪行。1927年3月底,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众多革命者已经转移,但是徐琛却临危受命担任福州地委书记,夫妻二人继续斗争在一线。面对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的种种暴行,他们与一些革命者积极组织策划上万人的示威游行,谴责反动派的恶行,揭露反革命的嘴脸。虽然革命党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但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还是分批开始转移,徐琛与余哲贞夫妇不惧生死,坚持等到其他同志都安全转移后,作为最后一批才进行转移。4月3日,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三”反革命政变,开始疯狂逮捕共产党人,徐琛与余哲贞夫妻于4月12日不幸在转移途中被密探跟踪,最后被捕押回福州。

被捕后,徐琛与余哲贞夫妇二人在狱中英勇坚定、顽强不屈,誓死捍卫共产党人的气节与信念。因为徐琛手里握有福州、闽北及闽东地区百余名地下党员的名单,反动派对此志在必得,于是首先对其进行了“利诱”,许以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或是现成的大量黄金、现金,并承诺送徐琛与余哲贞夫妻到香港或者海外去安享余生。面对反动派的糖衣炮弹,徐琛嗤之以鼻,毫不动摇。既然“利诱”不行,敌人又开始“威逼”,对徐琛施以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徐琛被重刑拷打至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但是坚毅如铁、只字未吐。面对敌人的审问与拷打,余哲贞则总是大义凛然地怒斥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背信弃义、屠杀革命者的桩桩罪行,之后就缄默其口,绝不向敌人透露组织的任何机密。反动派面对这样坚定的革命者气急败坏、无计可施,遂决定于6月2日将徐琛与余哲贞夫妻押赴福州西洪路鸡角弄刑场处以死刑。

在前往刑场的途中,徐琛与余哲贞一如狱中坚毅与豪迈,夫妇二人腿肚子不抖、腰杆子不弯,视死如归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沿途群众无不为他们的气节与信仰感动、折服。到了刑场,余哲贞高声说道:“我和徐琛一起入党、一起革命,死,我们俩也要死在一起!”。临刑前,她又要求刽子手松开她的双手,将给自己准备的一条红色围巾和给徐琛准备的一条湛蓝色围巾分别围在两人脖颈上,大义凛然地说道:“我和徐琛同志虽然结婚了,却从未举行过婚礼。今天,我们庄重地宣布,让敌人的枪声成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声吧!”。随着枪声的响起,年仅23岁的徐琛和年仅20岁的余哲贞牺牲了,这对革命夫妻的鲜血染红了大地,不畏生死为信仰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却传唱千古。

蔡博真与伍仲文:囚车上“喜结连理”

1931年2月7日,一对被捕的青年革命情侣被押赴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两个革命青年无惧死神的凝视,在囚车上喜悦地宣布二人共结连理、结为夫妻,囚车上的新婚夫妻最终在“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伉俪共同信仰永远不变”的新婚誓言中为革命献出生命。这对令人震撼的革命情侣就是蔡博真与伍仲文。

蔡博真与伍仲文是“龙华廿四烈士”中的一对情侣,他们的故事被镌刻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纪念册上。但是真正走近这对革命情侣,我们却发现关于两位烈士的史料却并不多,只有区区几百字。我们只知道蔡博真是广东梅县人,参加过广州起义,到过苏联留学,后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但是对他的出生日期、家庭情况、成长经历、何时入党等情况却一无所知。关于伍仲文,资料会相对稍多一些。1903年,伍仲文出生于广东南海,曾在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中成为一名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赴苏联学习。1928年秋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工作。后在吴淞区委、 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还担任过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大概就是我们对于蔡博真与伍仲文二人基本情况的一些了解,对于他们二人革命生涯的许多战斗细节,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也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做隐姓埋名人,做惊天动地事。英雄模范们就是用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1931年1月17日,按照组织计划,蔡博真与伍仲文等一批进步的共产党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天津路中山旅社、三马路(现更名为汉口路)东方旅社等处召开秘密会议。但由于叛徒的出卖,集会信息泄露,租界当局巡捕对参会革命者进行了逮捕。被捕后蔡博真与伍仲文经历了怎样的严刑拷打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是这对年轻的恋人经受住了敌人魔鬼般的折磨,丝毫没有透露组织的半点信息确是事实。1月19日,蔡博真与伍仲文等革命者被押送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在从租界押赴龙华看守所的囚车上,蔡博真跟同囚车的同志们说:“在敌人审讯时,我和仲文同志承认了是夫妻,其实我们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来得及考虑结婚,更没有举办过婚礼”。听到蔡博真同志的话,囚车上的同志们很是替这对革命情侣惋惜,28岁的大姑娘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也是实属罕见的,于是有同志提议:“这回我们的案情复杂,还能不能出去都说不准。既然你们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我们何不在这里为你们举办一个特殊的婚礼呀”。“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囚车上的同志们开始欢呼雀跃起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让他们兴奋不已。蔡博真转头看向了伍仲文,伍仲文也用温情的眼神回应了蔡博真,随即有同志兴奋地说道:“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博真与伍仲文喜结连理”,整个囚车瞬间变成了这桩神圣婚姻的礼堂,同志们开始欢呼起来。紧接着,这对新人在囚车上兴奋地共同喊出了“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伉俪共同信仰永远不变”的新婚誓言,同车的同志们也共同唱起了《国际歌》。这种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既是对革命情侣最真挚的祝福,也是对敌人滔天罪行的无声控诉。

押赴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后,敌人又千方百计想要让蔡博真、伍仲文等革命者投降叛变,但是在敌人的法庭上这对革命情侣大义凛然、忠贞不屈,无计可施的敌人只能气急败坏地决定秘密处死他们。2月7日,蔡博真与伍仲文及其他革命战士一起被敌人押到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刑场,敌人计划趁着天黑将这批革命者在此秘密处决。面对死神,他们毫无畏惧,向死而生的革命意志如钢铁般坚毅。据目击者称,伍仲文是最后一个倒下的烈士,身上被打了13枪。

周文雍与陈铁军、徐琛与余哲贞、蔡博真与伍仲文这三对革命情侣,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用最纯洁的爱情致敬自己最坚定的信仰,激励后人不断前进。

是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