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女烈 黄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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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励1905年3月出生在湖南益阳县一个贫苦家庭,她七岁丧父,靠着母亲和姐姐洗衣兼做鞭炮为生,舅舅十分喜欢这个聪明又有个性的外甥女,就送她进长沙益湘小学读书,秉性刚强的母亲,不愿意女儿寄居在在哥哥家,就把黄励接回自己身边抚养。懂事的黄励白天帮妈妈干活,闲的时候也不贪玩,拿起读过的课本,在石板上练习写字,作文,算数。妈妈和姐姐便日夜操劳,节衣缩食,供黄励读书。

小学毕业后,黄励以优越的成绩考入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选修缝纫科。这项技术也为他后来从事地下工作时,亲自缝制各种化妆用的衣服提供方便。

从衡粹毕业后任教于一所小学,并坚持业余自学。1920年,在舅舅的支持和资助下,她考取武昌中华大学文科。

五四运动后的武汉,新文化、新思想广为传播,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黄励来到中华大学后,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斗争实践,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在女青年中,她以勇于斗争而著称于校。1925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由于她积极活动,抛头露面多,影响日益扩大,学校当局扬言要开除她,甚至威胁她说政府要逮捕她,但她毫无惧色的回答:你开除吧,反帝无罪,爱国也是无罪的。

为保存革命力量,培养革命干部,党组织决定送她和一批同志去苏联学习。10月,她秘密地从武汉赶到上海,躲过警察和外国巡捕,在一个深夜,登上一艘停泊在黄浦江边的苏联货轮,躲进几乎透不过气的货仓里,此次同行的,还有全国各地党组织送往苏联学习的几十名青年。黄励人生中一次重要的留苏之旅开始了。

虽然苏联国内革命已结束,但国民经济尚未恢复,西伯利亚铁路很简陋,从海参威到莫斯科也要走半个月,沿途十分辛苦,这段时间黄励也认识她人生的革命伴侣,来自河南的进步青年杨放之,途中他们一起谈人生,聊理想,逐渐增进了解也互相有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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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苏期间,黄励与杨放之的合影)

到达了莫斯科,大家被分配到中山大学报到,他们也是第一批中山大学的学生,留苏的学习生活很清苦,她并不在意,而是专心攻读,常以不要辜负党的培养和革命人民的期望自励。1927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在中山大学党的建设教研室工作,这给她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创造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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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莫斯科中山大学)

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有瞿秋白、邓中夏、王若飞等人,黄励对他们非常尊敬,认为他们是党的优秀代表,是最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对革命作过大贡献的人,而对王明等人是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凭借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势力,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和污蔑中共代表团。黄励认为这是搞宗派活动。她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共代表团一边。

1928年,世界反帝大同盟在柏林举行代表大会,党中央决定在莫斯科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黄励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大会期间,她帮助瞿秋白搜集材料,准备发言稿,夜以继日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29年初,从柏林回到莫斯科不久,黄励和杨放之随邓中夏到海参崴参加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会后,黄励和杨放之留在会议处工作,担任《太平洋工人》月刊中文版的编辑。黄励通宵达旦地伏案撰写文章,介绍中国红军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还经常应邀到学校、工厂去演讲、宣传。祖国如火如荼的斗争强烈吸引着她,1931年,得知红军攻打长沙的消息,她的心早就飞回祖国,为此,她和杨放之商量,主动提出了回国工作并申请结为夫妻,的申请组织也上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1931年9月,黄励和杨放之经党组织批准回国。10月,党组织安排黄励担任赤色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简称"济总")党团书记兼主任。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她经常深入基层,走访人民群众,宣讲工人为什么受压迫、受剥削,怎样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的革命道理,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她特别注意培训干部,在大夏大学办了一个大学生互济分会干部训练班,在日本纱厂办了一个工人互济分会干部训练班,培养在上海开展学生和工人群众性救援活动和发展互济会基层组织的典型。黄励同志还写诗揭露资本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压迫,名曰《工人苦》 :

北风呼呼声怒号,

手提饭篮往外跑,

望一望工厂未到,

哎呦,哎呦!望一望工厂未到。

马路跑过两三条,

两只腿脚都酸了,

去迟了厂门关了,

哎呦,哎呦!今天工钱罚掉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屈膝,实行白色恐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励和同志们一道,营救了不少被捕的同志。在营救工作中,她主要通过互济会的会员,多方寻找可靠的社会关系,动员家属亲友,联系社会知名人士。或聘请律师,由大家出面来保释被捕同志;她自己也到处奔走联系,想方设法,必要时还动员群众请愿,向当局施加压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1932年7月12日,江苏省委在上海共和舞台戏院召开全省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号召全省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支援东北义勇军,反对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但这次大会遭到军警特务的破坏和镇压,几十名代表被捕。黄励闻讯后,立即给济总会布置任务,四出宣传,并组织群众包围上海市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的代表,最后迫使当局就范。由于她精明干练,警惕性高,又善于化装,特务们虽然费了不少心机,却难于发现她的踪迹。

1932年秋冬之交,黄励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周光亚被捕。周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叛变。他供出了黄励和杨放之的身份和住址。这时她的处境十分危险。为此,党中央决定她去苏区工作。不料临行前,即4月25日上午11时,在西爱斯路住处,叛徒周光亚带着军警和法国巡捕逮捕了她。敌人搜遍了她的房间,据国民党政府上海市警察局档案记载,只有“大洋一元,小洋六角,手帕一条,钢笔一支,眼镜一副”。反动派当局没有找到任何的逮捕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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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上海租界警务处关于黄励的送安单)

在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黄励同审判官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审判官对她的审讯,变成了她对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揭露和批判。审判官说她只承认自己是“张秀兰”是“欺骗”时,她无情地揭露:你们国民党哪一天不在欺骗民众?同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又不敢公布,这不是欺骗?上海是中国人的地方,却要外国巡捕来抓中国人,这岂止是欺骗,简直是卖国!当审判官叫叛徒周光亚出来指认,并粗暴地制止她对叛徒的痛骂时,她怒斥道:这是什么法庭?是保护坏人的罪恶机构,她高声宣布:要是我当法官,不但要审判这个叛徒,还要把你们这些甘当亡国奴的卖国贼全部判刑!

审讯无法再进行下去,审判官慌忙念了一纸判决书:“根据本法庭审理结果,被告张秀兰原名黄励,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有廖平凡等人供认。依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本庭决定被告张秀兰,将交由上海市警察局移提归案讯办。”随后,黄励被带上手铐,在一个深夜被押上从上海去南京的火车,转送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宪兵司令部。

1933年4月27日,黄励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女牢见到了她熟悉的的同志,如钱瑛、夏之栩、何宝珍等。开始敌人对她采取软的方法,让她住优待牢房,故意不锁门,常叫叛徒来谈形式,试图软化她,黄励早就看透了敌人的阴谋,利用有限的优待机会,把敌人口中的有用信息传达给难友们,坚定并团结大家的斗志。

收监期间她还做通了一名看守班长的工作。此人叫张良诚,原是个孤儿,黄励经过观察发现他思想进步,于是主动接近他,教育他,使他逐渐同情革命,曾秘密地为政治犯送消息,传信件,甚至把某些人的叛变行为密告黄励。她在牢房坚持对敌斗争,就像一团烈火处处燃烧着革命力量,使敌人十分恼火,大家更为黄励担心,因为敌人害怕她仇视她,免不了早晚对她下毒手。一有机会见面,总要关切的问:黄励,怎么样了?每次此时,她总是幽默的回答:大概快了,快到雨花台了。说完用手指着后脑勺。然后摊开双手,表示愉快的为党献出生命,她的轻松,镇定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里成为了难友们一面精神旗帜。极大的鼓舞着同牢的难友。

越到了这即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时刻,她更加充满对人生的爱,充满对党事业必胜的信心,她回忆起自己二十多年生命历程回想起自己的母亲和姐姐,更怀念那仍在同监狱的伴侣杨放之,她剪下一缕头发,交给同牢的钱瑛,他这时在西牢,受着敌人的折磨,他也在斗争…说完眼带泪花,望着铁窗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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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5日凌晨,敌人知道在硬骨头黄励身上已经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也知道更不可能策反她,宪兵司令部司令谷正伦接到上头密令立即处决黄励。这天女看守打开了牢门,小声的呼喊着:黄励,黄励…,同牢的夏之栩听到叫声,知道是黄励牺牲的时刻到了,伤心的推着正在安睡的她,黄励平静的翻身起来。冲着房门外大声说:起来了,你们等着吧,我换换衣服。

换好衣服,梳好头发,她把自己洗好的衣服留给夏之栩和钱瑛作纪念,告别完同志们,从容自若地走出牢门,边走边高呼:打到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接着又高唱《国际歌》,口号声,歌声惊醒了牢房的难友们,大家纷纷从铁门缝里往外探望,噙着泪水向她告别。囚车在前往雨花台的路上,黄励向士兵们做最后的一次革命宣传,她说:“你们大都是穷苦人。穷苦人也是有爱国心的,我们为了爱国,为了争取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反动派却要杀我们,但是中国革命者是杀不尽的,一个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国民党快要完蛋了,大家快起来斗争吧!中国一定是人民的,一定会成为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富强国家……”

警察和宪兵们看到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面对死亡,如此镇定自然,毫无惧色,看到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被深深打动,以致在雨花台刑场,尽管执行官一再催逼行刑士兵开枪,但士兵们一端起枪,一触到这位女共产党员的目光,他们的手就颤抖,心就颤栗,不知所措。最后在执行官一再催促下胡乱向哆哆嗦嗦的开了好几枪。

黄励倒下去了,她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