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隆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女革命家，是北方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
郭隆真（1894—1931年），原名郭淑善，化名石衫、石珊、林一、林逸。1894年3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一个回民士绅家庭。虽然生于19世纪末的中国农村，但从小她就有着追求平等、独立、自由的思想信念。郭隆真嫌淑善这个名字没有志气，为了表达争取自由、解放的愿望，便自己改了名字，并先后改用了嵌浚、隆贞、林一等名字，但总不能令人满意。后来，她查阅字典，反复斟酌，最后用了隆真这个名字，意思是从落后中隆兴崛起，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勇敢地去追求真理。
1894年4月11日，诞生在直隶省（今河北省）元城县（今大名县）金滩镇一个士绅家庭。其父郭荣柱是个较开明的读书人，也是隆真的启蒙老师，他亲自教年幼的隆真读书识字。隆真自幼性格倔强，富有反抗精神。按当时的风气，女子是不能入学读书的，最多也只能读读《女儿经》之类训喻遵守妇道的封建读物，她父亲教给她的也正是《女儿经》、《七诫》、《闺范》这类书。
郭隆真对此并不满足，她那时还不满10岁。有一天，她问父亲：“有‘男儿经’没有？为什么这个《女儿经》尽叫女儿干这干那，那哥哥什么事也不干啦？”父亲回答说：男治外，女治内，因为内外有别，学的东西也就不同，男儿要念四书五经。隆真争辩道：木兰从军、缇萦上书救父的事情古代就有，男儿能干的事，女儿也能干。父亲喜欢女儿的聪颖和倔强，更赏识她那男儿般的气概。经过父亲允诺，隆真能和她的哥哥一样去读书了。
郭隆真的母亲恪守封建道德，说：长大了，这双大脚板哪儿有人？隆真却不肯裹脚，边哭闹边撕掉裹脚布。妈妈再逼，她索性不吃不喝。母亲没了办法，加之有开明的父亲的袒护，家里终于同意她可以不裹脚了。这不仅使隆真免受皮肉之苦，而且这“自由”的天足为她以后的活动带来极大的便利。后来她还现身说法，积极动员其他女孩子也不缠足。她认为“妇女缠了脚，就是带上了镣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妇女要解放，就得砸毁镣铐，把脚解放了。”
郭隆真为反对女性缠足鼓与呼的背后，更有着忧国忧民的朴素情怀和远大抱负。她说：“我们中国有一半女子，一半男子，整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把一只脚裹成残废，只剩一只脚还怎么走路？怎么劳动？国家咋能富强？”女性的解放关乎着国家的希望，这样的信念成为郭隆真日后转变为坚定革命者的思想基础。
1909年，15岁聪明好学的郭隆真便和父亲一起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所女子小学。该校是大名县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小学，也是河北省农村的第一所女子学校。1912年5月，直隶省政府派视学检查大名府的办学状况。当他了解到郭隆真父女兴办女学的情况，大加赞赏。1912年，父女办学的事迹得到省政府肯定，学校被迁往大名县城，改为“大名县第一女子高等小学”，郭父被请去任教。
1913年，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来大名招生，郭隆真毅然报了名，全新的天地给了她更大的思考和活动空间，她常和邓颖超等同学一起探讨国事，一起研究妇女问题。从此以后，郭隆真便离开家乡，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之中。
外出求学后的郭隆真，决意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为此她与家族包办婚姻一刀两断。
1917年夏，面对家族婚约中男方的多次催婚，她回到家乡，“同意”结婚并“约法三章”：坐亮轿（轿子不遮花门帘）不坐花轿，以示平等；穿便装不穿花衣，以示革新；亲自在阿訇面前写“依扎布”（结婚祝词），以示平权。
结婚当天，郭隆真留着短发，一身学生装，看热闹的村民倍感新奇。她落落大方面向乡亲们开始演讲：“乡亲们，我们中华古国目前是山河破裂，列强欺凌，大好河山正在被瓜分。国家要富强，必须大办教育，为振兴家乡教育事业，我决心再赴天津读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她把婚礼变成了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主、救国图强的讲堂，一席话后转身离去，不想被婚姻束缚理想的郭隆真，终身未嫁。
1944年，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在谈到郭隆真抗婚一事时评价：“隆真同志掀开花轿门帘，把封建传统旧礼教一手抛开，没有极大的勇气和反抗精神是做不到的。”
第一次远离家乡，19岁的郭隆真对未来充满理想和希望。但是，去往天津的路上，郭隆真看到因军阀混战和自然灾害而外出逃荒的人们，心情非常沉重。她为乡亲们的命运焦心，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不禁哼唱起秋瑾作的《勉女权歌》：吾辈爱自由，勉励自己一杯酒；男女平等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责任在肩头，恢复江山劳素手。
在直隶第一女师，性格直爽、为人憨厚的郭隆真，与刘清扬、邓文淑（即邓颖超）、张若名等同学成为亲密学友。
郭隆真在天津求学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已经难以安放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孙中山正在发动二次革命，工人运动方兴未艾，罢工运动此起彼伏；陈独秀在北京通过《新青年》杂志继续提倡民主、科学，反对迷信复古，尖锐地揭露和抨击时政，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组织“敬业乐群会”，创办《敬业》会刊，号召爱国青年奋起救国，拯救民族危机。这些进步刊物和思想深深地吸引着郭隆真，如饥似渴学习知识的同时，她经常和邓文淑、刘清扬等探讨国家大事，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忧心。
天津人民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斗争，让年轻的郭隆真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和斗争精神，也使她逐渐意识到，靠软弱乞求摆脱不了压迫，只有坚决地反抗、斗争，才能争得自身的自由和解放。她曾对妹妹郭淑文说：“如今国难当头，社会黑暗，我宁愿舍生取义，也不能甘当亡国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郭隆真在天津积极响应。她和邓文淑、张若名、刘清扬等同学分头联络发动天津各女校的学生，成立了有600多人参加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选举刘清扬为会长，张若名为评议部长，郭隆真和邓文淑为演讲队长兼评议委员。
以此为起点，郭隆真逐渐成长为北方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提出“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的口号，在大街闹市散发传单，进行演讲，举行示威游行，成为天津“五四”爱国运动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一时间，女师成为天津市妇女爱国运动的中心。
在斗争中，郭隆真、邓文淑等人和周恩来经常在一起开会，发起组织“天津各界联合会”，领导爱国运动，也建立了革命友谊。每次游行，郭隆真总是活跃在前，奔走联络，组织能力极强，成为当时天津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在五四运动中，郭隆真曾三次被捕。一次次入狱，不仅没有使郭隆真畏惧退缩，反而使她的意志更加坚强，斗志更加旺盛，信仰更加坚定。
1919年9月，第一次被捕出狱后，郭隆真意识到组织凝聚力对开展爱国运动的重要性，和周恩来等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共同商议，“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应该更紧密地合作，共同行动，尽快成立一个更严密、更有力的核心团体。
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邓文淑等人举行会议，确定了一个新团体的成立——觉悟社。会议明确了新团体的宗旨、任务、参加条件、组织形式，并决定出版《觉悟》杂志。
觉悟社的成立，标志着天津青年运动进入新阶段，作为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组织之一，觉悟社在我国北方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其成员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共产党员和党的重要领导人。
在国内外的学生运动中，作为觉悟社的主要创立者郭隆真，也逐渐开始了从一位爱国的热血青年、民主主义者，向无产阶级革命者、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五四运动前后，许多爱国青年受十月革命影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去信心，希望找到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920年底，觉悟社考虑到郭隆真多次被捕，容易引起敌人注意，便安排她和周恩来、刘清扬、张若名等赴法学习。
1922年6月，以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巴黎西郊布隆涅森林中诞生。在法期间，周恩来经常向郭隆真介绍国内外形势，探讨马克思主义，交流学习和斗争心得，希望她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1923年，经周恩来介绍，郭隆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她也是我省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1924年秋，郭隆真与李富春、蔡畅等15位同志被中共旅欧支部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进行短期学习。
1925年5月，郭隆真遵照党组织安排，1925年5月回到北京，在李大钊负责的北方区党委领导下工作。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郭隆真被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工作，任妇女委员会委员，创办《妇女钟》《妇女之友》刊物。同时担任西郊香山慈幼院党的地下领导工作。
1926年，郭隆真在党的指示下于北京西城创办了缦云女子学校，担任主持人。1927年春，北伐革命军攻占南京，北洋军阀政府向革命力量疯狂反扑，中共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等同志被捕。在极端险恶的形势下，当年4月6日，郭隆真从容不迫销毁了所有文件，掩护其他同志撤退，自己却未来得及转移，再次被捕入狱。敌人在一无证据、二无口供的情况下，判处了郭隆真12年有期徒刑。幸运的是，张作霖不久被逐出关外，经过一再大赦和减刑，于1928年底释放。
两年多的牢狱生活，使她与北京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29年初，为寻找党组织，她只身南下，在上海邂逅阔别多年的邓颖超，通过邓颖超她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1929年春，党中央派郭隆真赴东北工作。在中共满洲省委从事职工运动，郭隆真以家庭妇女的身份进入哈尔滨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厂，活动于工人运动的前锋。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她和工人们组织了“失业工人复工团”和“失业工人后援会”两个团体，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取得了反裁工斗争的胜利，迫使反动当局解散了工业维持会，建立了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人委员会。1930年3月，郭隆真被调回沈阳。不久她被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30年，山东青岛的党组织遭破坏。1930年6月，党中央派郭隆真前往青岛任山东省委委员，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负责重组党组织，参加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任省委妇委书记。经过郭隆真与陈少敏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不仅重建了党组织，而且还先后创办了《红旗报》、《海光报》等革命刊物。在青岛，她先后化名“张李氏”和“张马氏”，扮成工人到工厂上班做工，深入了解工人所思所想，用上海工人大罢工的事例来启发大家团结起来进行反帝爱国斗争,连续发动了纺织女工、烟厂工人等罢工斗争。青岛成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11月2日，郭隆真在海边四方村与一女工骨干密谈时，引起特务怀疑，不幸被捕。这是她一生第五次入狱。青岛警察局连续审问多天，却连郭隆真的真实身份都没弄清，只好将这个“无业游民”张马氏，当成是“煽动工潮的共党重要分子”送往济南交差。
郭隆真被押解到济南后，韩复榘下令连夜审讯。郭隆真咬紧牙关、一言不发。敌人对她施以种种酷刑，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无计可施的敌人对她说：“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秘密，便可获得自由。”郭隆真只坚定地回复了八个字：“宁可牺牲，绝不屈节！”
然而，在没有任何口供和证据的情况下，韩复榘仍下令处决“张马氏”等一批重要“共犯”。
1931年4月5日凌晨，郭隆真、邓恩铭、刘谦初等22名同志，被从济南第一监狱押往纬八路刑场。郭隆真昂首挺胸，毫无畏惧。行刑前，刽子手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郭隆真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共产党万岁！”
带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民族解放的执着追求，这位从燕赵大地走出去的共产主义战士，献出了她年仅37岁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