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韶关西河菜圩街（今光明巷）一户贫苦农民邓氏人家，初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为“如兰”。
邓如兰是家中长女，自小勤劳，七、八岁就开始跟随父母干农田、菜地的活，再大一些就上山砍柴、割草，锻炼出一副结实的身体、刚强的品性。因为家境贫困，为了养活弟妹，等到她成年过后，父母才将她出嫁到邻近石狮头巷肖氏一户殷实人家做媳妇。
邓如兰牢记父母的教诲，孝敬公婆、体贴丈夫、知悭识俭，博得了家公家婆欢喜，丈夫对她也不错。但邓如兰并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她是个农家女子，深知没有文化的苦恼，于是请求家公让她外出求学。她的家公是个乡绅，思想开明，觉得让她去学些文化知识，知书达理，对门风有好处。于是，把她送进了韶州德华女子学校。
这一去，邓如兰却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邓如兰实现了从小就想入学读书的愿望，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在学校认真学习，得到进步老师、同学的教育和帮助，不仅学习成绩上进，而且提高了思想认识，认识到了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尤其认识到了广大劳动妇女深受压迫的悲惨状况。
1924年9月，孙中山再次亲临韶关督师北伐，令广东农工军团来韶，分别深入曲江乡镇向广大民众宣传国民革命，开展农民运动。邓如兰见状，受到极大鼓舞。于是，当年寒假，她到东厢乡（今东联镇）参加农民运动，并结识了曲江县农运领袖、中共党员叶凤章等人。在叶凤章的指导下，她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农运的浪潮中，随同东厢乡农会骨干一起深入到该乡各村和北郊皇冈等地，宣讲革命道理，发动贫苦农民起来参加农会，开展“减租减息”和向地主、土豪作斗争。
邓如兰在东厢乡工作期间，表现良好，给村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她的才智和能力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初步有了组织农会的经验。
1925年春节，邓如兰回到西河家里，她看到东、南、北郊的农运开展得轰轰烈烈，唯独自己的家乡西厢乡的农运却显得冷冷清清，感到心中有愧。内心产生的革命责任感和紧迫感，驱使她主动地联络和协助同乡的陈友德、张九成、孙靖等人一起努力，组织起西厢乡农民协会。陈友德担任农会主席，邓如兰担任农会妇女主任，很快便将西厢乡的农运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1925年11月，邓如兰应邀参加筹备和成立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曲江分会，并当选为该会的领导成员。她感到革命担子更重了，党和人民对她的信任让她的革命热情愈加高涨。她深入到曲江乡镇、乳源，言传身教，发动广大妇女起来反封建、反压迫，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积极参加妇女协会的各项社会活动。曲江各地的妇协配合当地农运的开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里边有邓如兰的一份“汗马功劳”。
1926年秋，经过两年的严峻考验，邓如兰经叶凤章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邓如兰在参加“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受训中，刻苦耐劳，样样争先。蒋介石在广州发动“4.15”事变，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邓如兰加入北江工农自卫军北上武汉，后又按上级指示，返韶回到西厢乡老家。
邓如兰从武汉回到韶关。这时，韶关的白色恐怖如同乌云压顶。她不为白色恐怖所吓倒，坚信革命必会成功。她联系上西厢乡农会领导班子的陈友德、张九成、孙靖等人，坚持进行革命的秘密活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省农会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组织“广东北江工农自卫军”北上武汉。邓如兰不顾家人反对，她放弃地主家庭的舒适生活，毅然离家和“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北江农军学校”第二期的全体学员一起加入北江工农自卫军北上武昌。她用自己清脆而又响亮的歌声去宣传鼓动，激励同志的士气，在一千二百多名北江工农军中都知道邓如兰的名宇。工农军北上行至湖南永兴县时，汪精卫叛变革命，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几经周折邓如兰随总部上至武汉，住在武昌徐家棚。不久，北江工农军的武装被陈嘉佑收缴后，邓如兰返回到韶关河西她的家乡。
当白色恐怖笼罩大地，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邓如兰始终如一地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她沉着坚定，等待时机，从不气馁，绝不为白色恐怖所吓倒。从1927年秋至1930年。邓如兰和张九成曲江（县委委员）、孙俊雄（孙靖）。陈友德（均是中共党员）一起坚持在曲江城西厢一带进行秘密活动，恢复农会会员达一百多人，她还组织了刘二妹等十余人的“姐妹会”和“十兄弟会”党的外围组织，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曲江西水农民武装暴动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曲江早期的农运领袖欧日章于1929年3月22日在龙归耙齿山战斗中壮烈牺牲，仅剩12人在山上坚持继续战斗，以张九成、邓如兰为首的西河坝党支部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曲江县的党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邓如兰恢复的农会白天不敢在村中进行任何活动，只能在晚上到芙蓉山、木溪的九麻坑等地和船民中进行隐蔽活动。她发动码头工人罢工，起来和资本家进行斗争，迫使资本家修好码头，增设安全措施，提高工人工资。
当时，有一个资本家在西厢乡（今武江南路）开了一间米机（碾米工厂），唯利是图，只顾赚钱，不管工人死活。邓如兰听闻，非常气愤，亲自去到米机，发动工人团结起来和资本家作斗争。米机工人大多是西厢乡农会成员，他们团结一致，迫使资本家低头认罪，表示不仅不敢再虐待工人，而且还要增设生产安全措施，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并增加工人工资。这样一来，西厢乡的地主、土豪对她恨之入骨，资本家对她咬牙切齿。由于罢工斗争的胜利，鼓舞了西厢广大群众的斗志。资本家和地主豪绅将邓如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30年12月19日（农历十月三十日）晚上，邓如兰和西厢农会的执行委员陈友德等人在西河坝召开秘密会议，到会骨干一百余人。会议主要内容是贯彻曲江县委关于继续发动群众起来武装暴动，组织工、农赤卫队牵制敌人以配合赣南、湘南地区的武装斗争。由于邓如兰的家公（大地主、国民党曲江县党部执行委员）获悉这一重要消息，出首告密。国民党驻韶关第三独立团星夜出动兵力包围会场，八十余人不幸被捕，大地主肖庆祥连他自己的媳妇也不放过。认为邓如兰败坏了他肖家的声誉，只有杀了她才解心头之恨！他还不惜出重金给办案人，要求严惩邓如兰，经审讯后，有五十多名准予保释外，其余三十多名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被押往北江专员公署关押。后经各界人士共同努力进行营救，部分获准保释出狱外，最后，邓如兰被定为重要人犯。
邓如兰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百般凌辱。敌人残忍地撕光她的衣服，用灼热的香火点烧周身，烧她的腋下、乳房、肚子和大腿……，刑曰“满天星斗”把她烧到全身伤残，满身火疤。但她仍然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她骂不绝口，宁死不降。一九三O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大中华报》报导：“该批重犯，秉性顽强，坚不肯吐露同党，并狂呼为共产主义牺牲”。敌人日暮途穷，毫无办法。只好将邓如兰等处死。
1931年1月19日，敌人将邓如兰、张九成、陈友德、陈韵禄、彭石昌、林苟仔等6名革命者杀害于韶关北门外帽子峰山边。在行刑前，敌人害怕邓如兰在路上高呼口号，用破布把她的嘴堵住。邓如兰在赴刑场的路上，昂首挺胸，阔步向前，不住地朝路旁前来相送的民众含笑点头，表示谢意。她的壮举，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壮志头颅为党落，昂然含笑赴刑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