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春烈士(1901——1927年),曾用名蓉城,又名秋石,中国共产党党员。江苏省吴江县人,家住黎里区葫芦兜乡。
应春烈士的父亲名肇甲,宇鼎斋,是当地的小学教师,母亲金氏。当时,封建势力顽固,社会上普遍重男轻女。应春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弟辈多生男孩,惟独他连生了4个女儿,亲友邻居都讥讽应春父亲,尤其是应春的母亲,更受到鄙视,她也因此感到万分自卑,终年抬不起头来。到了怀第五胎时,惟恐又是女儿,应春母亲已经疯疯癫癫,犹如神经病患者,她求神问卜,祈求生一男孩。幸第五胎真生了儿子,但母子两人已成一对精神病患者了。当时应春已十一二岁,正在长知识的时候,她看到母亲的遭遇、弟弟的病废,产生极大的反感,亲身感受到封建礼教的毒害。以后,她从生活实践中又逐渐认识到,要铲除中国的封建礼教,首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由此就逐渐接近了革命思想。
1923年,应春烈士从中国女子体育专门学校毕业后,就远离家乡去厦门,服务于道南女子中学。1924年,任松江景贤女子中学教师。当时景贤女中的负责人朱季恂是国民党左派;侯绍裘是共产党员,又加入国民党。朱、侯两人都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学校内以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提倡科学与民主为教育宗旨,因而这个学校在松沪江浙一带已有良好的声誉。同时,在应春烈士故乡吴江,有位革命诗人柳亚子,也正在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组织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应春烈士因受到柳亚子、朱季恂、侯绍裘的影响,和她内在的民主思想与革命气魄,她就加入了国民党,在教职之外,尽力从事国民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
应春烈士在上海求学、在厦门和松江工作期间,假日回到农村家中,常去邻居或亲友家串门聊天,一面了解乡村情况以及人们的思想面貌,一面随时宣传革命道理。应春同志常说,农民和工人,一年到头辛勤劳动,终究不得温饱,这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制度,首先要打倒这种制度的维护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国民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社会制度,听的人也逐渐领会了革命的道理。应春同志与他们常常谈到深夜,每次总要同去的弟妹催促后才回家。
应春烈士对于革命主张,不但大力宣传,并能身体力行。当时女子还蓄发,她认为男女应一律平等,女子也应剪发,她即决心剪去了发髻。当时家庭不同意,应春烈士坚持自己的主张,并说发髻已经剪了,决不再行蓄发,如不予谅解,我就不再回家。家里因此也就顺从了她。
1925年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各地都开会悼念。应春因工作需要,已调至黎里镇小学任教。她出席了当地召开的追悼会,并登坛演讲。她阐述了三大政策的内容,说明三大政策是革命的需要。她还说孙中山先生逝世了,国民党员更应坚持三大政策,革命才能成功,国家才能富强。听众叹服。尤其是当时参加会议的柳亚子、侯绍裘更为赞许。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的反帝运动,尤其是反英、反日,提倡国货,不许买卖英国货、日本货,使英、日政府也慌了手脚。应春同志当时在黎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在群众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1925年8月,国民党江苏临时省党部举行选举,成立正式省党部。应春烈士被选为省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当时她患足疾,卧病苏州医院。当她听到廖仲恺同志在广州被反动派暗杀的不幸消息,深为愤恨。她想国民党内部反动势力如此猖獗,革命势力应迅速奋起打击反动势力。于是,她立即出院,抱病奔赴党部就职。这时,党部设在上海望志路(今兴业路)永吉南里34号。应春烈士出院赴沪时,沪宁铁路线上正有奉直军阀的战事,但她不顾危险,径来上海。同志们都说她机警勇敢,真不愧是一个干革命的同志。
当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处境很是艰难,除反帝、反军阀外,还须积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党部工作人员忙碌不堪,每日工作时间往往超过十二三小时,真是夜以继日。应春烈士目睹此种情景,立即投入了工作。她除妇女部本职以外,还协助其他部门工作,例如组织部的党员登记、填发党证等。
早在应春烈士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初期,侯绍裘曾经将马列主义的著作介绍给她看,她都结合自己的工作认真研读了。1925年11月,侯绍裘同志介绍应春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在11月17日给柳亚子的信中说:“我认为入了党(中国共产党),当然以党为前提了,一切都可以牺牲的。至于使命呢?我们恐怕无异吧——革命——孙先生遗给我们的使命吧。您以为对么?”(原件现存苏州民政局)。第二年(1926年)她在《中山先生周年纪念在南京贡院讲演词》中说:“我们天天嚷着革命,并不是为我们知识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而革命,我们要为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而革命。同时也要唤醒工农群众、组织工农群众,使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要知道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才足以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呀!”(见《吴江妇女》第二期)。她对革命的理解,至今还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春烈士与朱季恂、侯绍裘等同时被选为江苏省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广州、香港工人为支援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举行了省港大罢工。在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期间,由罢工工人及进步群众组织了30万人的游行集会。应春烈士感到了群众的威力,她的革命情绪更为高涨,深信革命事业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必定能够胜利。她回上海后,把感受到的革命热情带到工作中来,也感染了周围的同志。1926年初,应春烈士参加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所召开的各县干部联席会议与干部训练班,她同参加会议的各县干部,广泛接触与交谈,日夜与她们生活在一起,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时,她又在上海大学旁听社会科学的课程,经常听瞿秋白、恽代英等同志讲课,并把学到的东西与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应春烈士为了推进妇女运动,在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与国民党省党部的宣传部配合,在这一年的国际妇女节创办了《吴江妇女》月刊,由柳亚子、张应春、侯绍裘等私人负担经费,张应春任主编,按期出版。本拟由创办《吴江妇女》吸取经验,以后再办《江苏妇女》,由于革命征途的曲折变化,《吴江妇女》出版5期后便不能继续出版,因而《江苏妇女》也未能创刊。
《吴江妇女》创刊号上的《发刊词》,说明发刊宗旨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推翻旧礼教,要求妇女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应春烈士在《国际妇女纪念日与吴江妇女》一文中说:“难道我们起来反抗就要杀头么?难道我们怕了杀头,就不要解放么?哼!我不信,我们吴江的妇女没有死尽,就要为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独立,为社会上、法律上、教育上求种种的平等,而在这国际纪念日来联络全世界的战线奋斗,向压迫阶级进攻!进!进!进!努力!努力!!”
3月12日,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于南京举行。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各县同志,以及各省市同志代表,先后到达南京。这天上午,国民党右派分子叶楚伧、邵元冲、陈去病等,组织少数反动分子与不明真相的群众另行举行大会。下午,他们率领打手伪装成学生及民众,上山混入参加奠基礼的群众之中,在奠基礼尚未结束时,即动手打人,一时石子、铁棍乱飞。应春烈士见此情况,立即聚集五六位同志保护柳亚子,从另一山路安全脱险。
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5000余人集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大沽口事件,会后游行请愿。北洋政府段祺瑞竟命令开枪屠杀徒手群众,当场死40余人,伤200余人,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纷纷起来抗议。应春烈士立即起草了《江苏省党部妇女部为反对段祺瑞惨杀北京市民宣言》,《宣言》说:“革命的事业,没有流血是不会成功的。但是只流男子的血,不流女子的血还是不够的。……我亲爱的女同胞,大家起来奋斗吧!踏着女烈士鲜红的血迹,勇猛地前进,我们誓死要从红色的血泊里边,找着光明的道路,建设起光华灿烂的社会来。已死女烈士万岁!未死的女同胞万岁!”从她写的这段文字里看,她对革命必须流血、革命定有光明,是早有决心和信心的。应春同志还亲自参加了上海群众反对段祺瑞惨杀北京市民的游行示威,她不时向群众演讲。当她发觉租界包探注意她时,立即以巧妙的方法甩掉了尾巴,然后绕道又插入游行队伍。
1926年9月初,上海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炮轰四川万县的群众大会上,我们见到应春同志在大会和游行队伍中穿梭奔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
1927年3月,北伐大军直达上海、南京,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于4月2日由上海迁至南京。侯绍裘、刘重民、张应春等同志先后到达南京。4月9日蒋介石到南京,突然命令匪特破坏南京各级党部,秘密逮捕各级党部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张应春与侯绍裘等10余人,在4月10日晚同时被捕,后在雨花台被刺死,遗体装入麻袋,投于南京通济门外九龙桥下。
5月8日,蒋介石派部下到吴江黎里逮捕柳亚子,因柳已避难日本而未获。柳于6月始知应春遇难,痛心革命道路上又失去一位同志,极度悲伤。即写悼诗一首:
血花红染好胭脂,英绝媚痕入梦时。挥手人矢成永诀,可怜南八是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