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治妈，又名田治妈，福建省永定县龙溜田治人。一八九四年出生杏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下科岭“三丘田”被地主民团杀害，时年四十二岁。
郭治妈小时家境贫穷，常挨俄受冻。年青时，在水定结了婚，生下儿子不久，丈夫病逝了。为把幼子抚养成人，她拼命干活，每逢圩日，起早摸黑，从龙潭到长教，然后从长教挑盐回龙潭，挣的工钱，勉强维持
一家老小的生活。由于长教到龙潭有相当长的路程，天黑了，不可能赶回去，就在下科的一个贫苦农民邓朗煌家借宿，在经常的接触中，加上共同对土豪劣绅的憎恨，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使他们成了知已，一九二七年，她与邓朝煌结了婚，从此，就居住在下科
岭。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官、匪．兵、地租、高利贷和各种苛捐杂税，使科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
一九三O年四、五月间，红十二军的一支部队从水定开进了科岭。一九三二午四月，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宣传发动下，科岭村逃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郭治妈和乡亲们日日盼、月月盼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由于郭治妈早在龙潭时，就亲眼看到了红军打土豪劣绅，专为穷人性主的情景，因此，她从心里信任红军，便与丈夫商量，把自已的家作为红军的联络点。
一九三四年二月，郭治妈与丈夫双双参加了红军的工作。由于郭治妈积极参加党的工作，不久就被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并且担任了下科岭村妇女会主席．她积极宣传红军的好处，把红军在龙潭时的所作所为，如何为穷人做主的情景告诉乡亲们，使他们相信红军，还把思想进步的妇女组织起来，为红军缝米袋、似草鞋、送信、送粮．照顾伤病员，使红军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
一九三六年初，阀西南的反“清剿”斗争形势逐渐好转，敌人的武装力量大量减少，科岭党支部、妇女会在上级党的领导、红军的支持下，发动群众，同敌人斗争，想方设法生产粮食、蔬菜、油料，有组织、有计划地把粮台分散到各个山蜜里隐藏起来，利用黑夜，悄悄运送去支援红军。有一次，红五支队在岩、永、靖边界同国民党的粤军周旋了几个月，退回到科岭地区，驻扎在北山境内的草寮理，由于断了粮食，红军战士又饥又寒，睡不着觉。怎么办?司务长当即想到，唯一的途径只有下山找郭治妈想办法。于是，司务长和两个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改人的岗哨，来到科岭村，按约定的联络悄号与郭治妈取得了联系。一见面，大家就象久别贸逢的亲人一样，郭治妈掠喜地拉着司务长的手说道；“可把你们盼回来了，你们走后这个把月，我们已春好一石6六斗米，还有几石谷子，都藏在山寮里，就等你们回来呢。”于是，郭治妈通知了几个山寮，片刻，七个姑娘把—袋袋粮食送到了郭治妈居住的山窘里，然后分成十一袋，每人各背一袋，登上了山路，在黎明前赶到了部队驻地。
红五支队的一、二大队在科岭、杜树坪一带活动，当时有十多个伤病员，不能随军行动，支队组织了临时休养所，留下医生、炊事员，把伤病员交给了村党支部及妇女会。郭治妈每天带领几个姑娘轮流为伤病员送药、送饭、送水，在衣、食、住、行十分因难的条件下，她们凑足仅有的一点钱，买来炼乳、红糖给伤病员吃，待病情好转后，又杀鸡、鸭熬汤给伤病员补养身体。有一次，休养所组的一位红军干部患了水痘，发热口干，水米不进，生命危在旦夕，郭治妈焦急万分，她把家里的母鸭杀了，和药炖烂，装在洒瓶里，假装上坟，机警地越过敌人的岗哨，送给了那位伤病员吃。在她们的精心照料下，这批伤病员很快恢复了健康，重返部队。
红五支队在料岭一带，打得地主民团惶惶不安，不敢轻举妄动，双溪民团头子曾阿左曾带领七、八个团兵想混入我红军队伍，等待时机里应外合，消灭红军。郭治妈知道后，及时向红军报信，因此，民团的阴谋未能得逞，曾阿左气得咬牙切齿，把郭治妈视为限中钉，肉中刺。
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下科岭村的群众正忙着收割晚稻，突然从十多里外的永定苫竹来了一队国民党军，红军和群众及时转移了。当时郭治妈正在双溪内寨外婆家帮割稻，被民团头子曾阿左及团兵抓到，他们想从郎治妈的口中得知红军游击队的情况，强迫她带路找红军，尽管他们软硬兼施，但郭治妈始终守口如瓶，曾阿左气急败环，把郭治妈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命团兵用刺刀推着她带路，都治妈稍停脚步，团兵就用刺刀又招她推向前进，密密麻麻的伤口一直往外淌着血，郭治妈忍着伤口的疼痛，机智地跟敌人周旋，使敌人无法找到红军。由于流血过多和几十处刺刀伤口的剧痛，在下科岭“三丘田”，郭治妈晕了过去。团兵并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以为郭治妈会因此屈服，于是，用冷水把她浇醒，可郭治妈还是不说一句话，团兵施展灭绝人性的手段，把她的乳房割下，并在伤口处撤上盐巴，郭治妈仍咬紧牙关，怒视团兵，—言不发，团兵见无计可施了，就开枪把她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