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1914-1996)，字叔逸，湖南湘潭人。年幼时父亲便已去世，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沈醉的母亲叫罗裙，这也是一个很诗意的名字。罗裙是南社的成员，南社是清朝末期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文学社团。擅长诗词的沈母罗裙，喜爱李清照的《如梦令》，其中有一句“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古字“沈”和“沉”相通，于是沈母便为儿子取了“沈醉”一名，字叔逸。
据沈醉回忆，幼年时母亲就教他读唐诗，所以直到晚年他还能背诵很多唐诗，并且他一直爱写诗词。后来，沈醉长期在国民党军统局工作，那时的官场，许多人都有赌博、酗酒、抽鸦片、嫖妓等恶习，沈醉却未沾染丝毫，他说，这也都完全归功于母亲对他的教诲。
少年时候，沈醉在长沙文艺中学读初中，受大革命运动的影响，1932年和一些高年级学生一起参加了闹学潮，被校方开除。这一年，他18岁。不读书了，就得找份工作谋生。沈醉去了上海，投奔姐夫余乐醒，因为他听说姐夫在“革命团体”里工作，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团体”又从事什么工作，他就不得而知了。这时的他，只想在上海谋个差事，混一口饭吃。
当时余乐醒为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的区长，是戴笠手下的得力红人，因为长于对爆炸技术及药物的研究，在军统局内有“化学博士”之称。余乐醒利用职权之便，将年仅18岁的沈醉安插在上海复兴社做了交通联络员。从此，沈醉走上了职业特务的人生旅途。沈醉长期服务于国民党军统局，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
1946年军统头子戴笠飞机失事,最初是处于失联状态,蒋委员长以为戴笠的飞机是落在了解放区,要军统派出一个将级特工带队前往苏区营救戴局长,毛人凤召集军统将级以上特工开会,会上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干这趟九死一生的活计,唯有时为国民党陆军中将沈醉站了出来,说戴局长对他有知遇之恩,即使赴死也要承担此项任务。沈醉写好了遗书准备出发,却收到了戴笠失事飞机被发现的消息,任务取消。
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原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扣押，参加云南起义，他不仅亲自签署命令,让自己的兄弟交出武器、通迅器材等,并积极配合卢汉逮捕了与他并称为军统三剑客的徐远举、周养浩和昆明的大多数特务。 1960年11月28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赦，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1年11月起，历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沈醉的魔鬼生涯中，他很敬佩他的一位对手，一位坚贞不屈英勇牺牲的年青的女共产党员，并对这位女共产党员和她的战友在解放后未能得到公正待遇耿耿于怀。这位女共产党员就是张露萍。
张露萍，原名余薇娜、余家英，化名余慧琳、黎琳。上中学时，她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积极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秋，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由于每逢大小集会大家都欢迎她指挥演唱抗战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以至“干一场”成了黎琳的代称。1939年秋，中央组织部派黎琳利用其亲戚关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她到重庆后，立即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到，由南方局军事组叶剑英同志领导。叶剑英与曾希圣商量，决定改派黎琳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的电讯总台。当时，南方局军事组已在国民党电讯总台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两名地下党员，为了避免张蔚林和冯传庆出入时被敌人发觉，黎琳改名为张露萍，以张蔚林的妹妹的身份负责传递情报并在军统局相机发展党组织。这样，张露萍搬进了牛角沱新居，与张蔚林、冯传庆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由她任书记，在军统局内部，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也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以牛角沱为据点的党支部宛如一把尖刀插进了军统特务的心脏。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各种行动计划等绝密情报都通过张露萍之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南方局或直接发往延安，军统几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任务被党掌握。根据他们及时提供的情报，重庆地下党机关和工作人员得到了安全转移，妄图潜入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小组也被捕获。
1940年，张蔚林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的真空管烧坏，被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特务借机搜查了牛角沱“张氏兄妹”住所，发现了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七人小组名单、报务员陈国柱和王席珍的入党申请书等。张露萍当时在成都探亲，军统特务遂以张蔚林之名，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称“病重，望妹速返渝”。成都地下党已来不及通知她真相，张露萍一回到重庆，立即被捕。军统局先后又逮捕了共产党员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冯传庆被党组织安排去延安，在途中也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1941年3月，七人被转押至贵州息烽集中营。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押上刑车。张露萍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刽子手在向她开枪时，第一发子弹没有打中，她大骂了一声“笨蛋!”第二枪也从旁边飞过，她又骂了一句。直到第三枪被击倒后，她还抬起头来瞪着敌人大喊：“再开两枪嘛!”张露萍身中六弹，在息烽快活岭殉难，年仅24岁。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人民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在“中美合作所”牺牲的烈士们，遗憾的是张露萍等7位烈士未被列入《被害人士登记表》，只在《白公馆被难人员名册》里记载了他们是军统电台工作人员，不提名(即不列为革命烈士)。
为了还历史真相，沈醉一直为澄清这一疑案积极努力。1962年他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披露了张露萍等七烈士如何在军统开展秘密工作，结果被军统发觉而后牺牲在贵州息烽快活岭的事实。随后，沈醉在《我这三十年》、《军统内幕》、《魔窟生涯》中，继续披露这一军统案的真相。1981年，沈醉当选为政协委员，他在第一次行使政协委员权利的时候，就专门提出了张露萍等七人的冤案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再次关注。
除了沈醉，还有一些人为张露萍冤案而牵肠挂肚，韩子栋就是其中一个。韩子栋是《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也是当年息烽集中营秘密党支部支部委员，对张露萍等人的英雄行为赞佩有加。每年清明时节，他总要到张露萍等七烈士墓前祭扫。1980年春，韩子栋获悉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查清在敌人监狱中遇难者问题的指示，立即写了《关于张露萍等七位共产党员在息烽集中营被敌人杀害的报告》。他最后写道：“我作为狱中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完全可以为他们7人作证，证明他们确实是我党忠诚的党员，是杰出的爱国志士。”这份报告受到了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的高度重视。
1981年12月中央组织部向四川省委组织部下达了有关查清中美合作所监狱遇难者问题的重要指示。经四川省委组织部复查小组重点调查，行程二万五千里，经过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走访了一百多位有关人员，重阅了大量敌伪档案，历时一年多，基本上查清了张露萍从延安被派回重庆和他们七人被捕原因及在狱中表现，证明了余家英、余硕卿、黎琳和张露萍，原是同一个人。
原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同志后来也证实：“我想得起，张露萍同志外号叫‘干一场’。”“这些人是由我在重庆时单线领导过的。”
至此，存疑多年的“军统电台案”终于真相大白，七位烈士的英名载入了共和国最后一批解放前烈士的名册。1983年，张露萍被追认为国家级烈士，还了沈醉心愿。
韩子栋在碑文中这样写道：
“少年赴陕，献身革命。
受命返渝，虎穴栖身。
智斗顽敌，戴笠震惊。
狱中再战，威慑敌营。
一代英烈，胆肝照人。
立石为证，长志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