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毛主义——对第三世界革命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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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I R N 国际红色通讯2nd 阿夫辛·马廷-阿斯加里（Afshin Matin-Asgari）于2014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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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伊朗的毛主义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中苏论战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但是，伊朗的共产主义及其毛主义派系根植于本土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亲苏的共产党（伊朗人民党）已经在伊朗的产业工人以及艺术家、作家、翻译、记者、学者和高校学生中取得了重大发展。1953年，一场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资助的军事政变[1]使得伊朗在冷战中固执地倒向了美国一边，这毁灭了所有共产主义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然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反帝民族主义在政治文化中作为一股强有力的暗流存活了下来。

（译注：[1]1953年伊朗政变——在伊朗又称莫尔达德月28日政变——是指由英国和美国情报机关在1953年8月19日策动推翻伊朗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的政变，美国中央情报局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政变使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由立宪君主变成倚赖美国支持的当权人物，直至1979年2月被推翻。）

在这样的境况下，毛主义第一次出现了。1964年，一个在欧洲流亡的持不同政见的派别与伊朗人民党领导层发生了决裂。该派别自称“伊朗人民党革命组织”（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of the Tudeh Party of Iran。以下简称“革命组织”）[2]，这个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大多由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组成，他们认为人民党对1953年政变和伊朗随后亲美转变的软弱回应，是由人民党追随苏联的“修正主义”和“和平共处”政策造成的。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认为苏联已经远离了它的革命根本，转而赞赏中国、古巴和越南为同时期反帝革命斗争的典范。

（译注：[2]1964年2月, 在欧洲流亡的部分年轻的人民党成员在联邦德国慕尼黑举行集会, 成立伊朗人民党革命组织，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武装斗争为手段，开展游击战争，走人民战争的道路，最后夺取政权。）

伊朗人民党革命组织（以下简称“革命组织”）是伊朗国内、西欧和美国的许多伊朗年轻人的激进化的反映，20世纪60年代，约有半数的的大学生居住于这些地方。在伊朗，类似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新模式在地下小组中间发展着，这些地下小组主要由被镇压的学生运动中的资深革命者组成。这些活动快速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游击队运动。像伊朗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革命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着看上去无法逾越的障碍。理论上来说，这不能决定中国或者古巴的革命模式是否更加适合伊朗。

在20世纪60年代，该组织向中国和古巴派遣过一些成员，但没有与中国和古巴政府建立正式或有效的关系。通常来说，伊朗毛主义者，包括少数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似乎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例如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兴趣寥寥，知之甚少。一位曾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生活过的“革命组织”成员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该组织的成员曾效仿文化大革命，来挑战他们组织当时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领导层。同样失败的还有，伊朗人民党革命组织试图在伊朗建立一个行动基地，它从欧洲派遣的小组织很快被发现并取缔。更糟糕的是，与“革命组织”有关联的一些激进分子纷纷叛逃至当局一方。

20世纪70年代早期，尽管“革命组织”迅速终结，但是毛主义在伊朗的游击队和国外学生反对派圈子中仍然具有影响力。尽管游击队运动通过理论反思升华了革命实践，但游击队的领导人不断争论切格瓦拉、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3]、毛泽东的革命战争理论的适用性。伊朗游击队主要的伊斯兰教分支，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Iranian People’s Mojahedin）[4]也主张向越南、古巴和中国学习。在1975年，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的一部分领导人宣称拥护“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回顾过去，这一事件不光对毛主义者的命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广泛地打击了伊朗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1975年的“分裂”是一场暴力政变，少数毛派领导人试图通过清洗穆斯林成员来接管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甚至暗杀拒绝转向毛派的领导人。1975年的事件加深了激进的穆斯林活动分子（包括一些神职人员）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之间的隔阂，他们在此之前一直在合作反对沙阿[5]政权。

（*译注：[3]雷吉斯·德布雷，法国革命家，60年代活跃于古巴。

[4]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主张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一个宗教左翼组织。

[5]“沙阿”（Šāh）或全称“万王之王”（Šāhanšāh），是古代伊朗高原诸民族的君主头衔，古代波斯人为伊朗高原诸民族的一支。公元前6世纪统一了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以及许多后续王朝都曾使用这一头衔。伊朗最后一任沙阿为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伊朗毛派游击队的出现助长了毛派倾向，尤其是在美国的数万名伊朗学生中。然而，□□与美国乃至王权政府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她作为世界革命堡垒的威望日益下降。毛时代□□的外交政策在当时认为苏联是主要的全球公敌，它寻求与任何潜在的盟友联合起来对抗苏联。因此，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毛派（包括伊朗毛派）内部的困惑、混乱和冲突日益加剧。此时，伊朗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应对国内问题和美国卡特政府，沙阿政权于1977年开始放松镇压和政治控制。但是，这个“开放政治空间”的实验很快失去了控制，在一年内引发了革命前的危机。

与此同时，伊朗的游击运动正在退却，幸存的领导人无论是自由的还是在押的，都将大规模政治动员置于革命先锋队的武装斗争之前。毛主义圣战者最初继续进行游击武装行动，包括暗杀在伊朗的美国军事人员。然而在1979年革命前夕，他们也最终放弃了武装斗争，更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组织（Organization for Struggle to Emancipate the Working Class），其更为人所知的是以波斯语短语“佩卡”（斗争）（Paykar(Struggle)）[6]命名的别名，这个新组织成为一些反对伊朗革命后的政权[7]的小群体之中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旗手。

（*译注：[6]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组织，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圣战者（Marxist Mojahedin，马克思主义穆加黑丁），是伊朗最大的游击组织。它的成员脱离了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转而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左翼伊斯兰现代主义。简称“佩卡”，成立于1972年，1975年正式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佩卡”被认为不再活跃。

[7]即1979年成立的伊斯兰共和国。）

“佩卡”的实际成员可能只有数百人，但它可能有数万名支持者，主要是大学生和高中生。1982年初，“佩卡”在领导层被捕之后最终失败，当时该组织已支持库尔德毛派组织武装斗争反抗伊斯兰共和国。同年，在过去的旅美伊朗学生中建立的一个较小的毛派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但有数百人迅速遭到逮捕和处决。到了1983年，“佩卡”和所有有组织的反对新政权的人——不管他们是否采取和平路线——都在革命后的恐怖统治中被摧毁了。因此，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伊朗毛主义的这本书就合上了。

伊朗的毛主义——对第三世界革命模式的探索

阿夫辛·马廷-阿斯加里（Afshin Matin-Asgari）于2014年春

像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伊朗的毛主义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中苏论战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但是，伊朗的共产主义及其毛主义派系根植于本土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亲苏的共产党（伊朗人民党）已经在伊朗的产业工人以及艺术家、作家、翻译、记者、学者和高校学生中取得了重大发展。1953年，一场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资助的军事政变[1]使得伊朗在冷战中固执地倒向了美国一边，这毁灭了所有共产主义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然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反帝民族主义在政治文化中作为一股强有力的暗流存活了下来。

（译注：[1]1953年伊朗政变——在伊朗又称莫尔达德月28日政变——是指由英国和美国情报机关在1953年8月19日策动推翻伊朗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的政变，美国中央情报局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政变使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由立宪君主变成倚赖美国支持的当权人物，直至1979年2月被推翻。）

在这样的境况下，毛主义第一次出现了。1964年，一个在欧洲流亡的持不同政见的派别与伊朗人民党领导层发生了决裂。该派别自称“伊朗人民党革命组织”（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of the Tudeh Party of Iran。以下简称“革命组织”）[2]，这个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大多由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组成，他们认为人民党对1953年政变和伊朗随后亲美转变的软弱回应，是由人民党追随苏联的“修正主义”和“和平共处”政策造成的。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认为苏联已经远离了它的革命根本，转而赞赏中国、古巴和越南为同时期反帝革命斗争的典范。

（译注：[2]1964年2月, 在欧洲流亡的部分年轻的人民党成员在联邦德国慕尼黑举行集会, 成立伊朗人民党革命组织，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武装斗争为手段，开展游击战争，走人民战争的道路，最后夺取政权。）

伊朗人民党革命组织（以下简称“革命组织”）是伊朗国内、西欧和美国的许多伊朗年轻人的激进化的反映，20世纪60年代，约有半数的的大学生居住于这些地方。在伊朗，类似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新模式在地下小组中间发展着，这些地下小组主要由被镇压的学生运动中的资深革命者组成。这些活动快速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游击队运动。像伊朗其他类似的组织一样，“革命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着看上去无法逾越的障碍。理论上来说，这不能决定中国或者古巴的革命模式是否更加适合伊朗。

在20世纪60年代，该组织向中国和古巴派遣过一些成员，但没有与中国和古巴政府建立正式或有效的关系。通常来说，伊朗毛主义者，包括少数在中国生活过的人，似乎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例如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兴趣寥寥，知之甚少。一位曾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生活过的“革命组织”成员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该组织的成员曾效仿文化大革命，来挑战他们组织当时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领导层。同样失败的还有，伊朗人民党革命组织试图在伊朗建立一个行动基地，它从欧洲派遣的小组织很快被发现并取缔。更糟糕的是，与“革命组织”有关联的一些激进分子纷纷叛逃至当局一方。

20世纪70年代早期，尽管“革命组织”迅速终结，但是毛主义在伊朗的游击队和国外学生反对派圈子中仍然具有影响力。尽管游击队运动通过理论反思升华了革命实践，但游击队的领导人不断争论切格瓦拉、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3]、毛泽东的革命战争理论的适用性。伊朗游击队主要的伊斯兰教分支，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Iranian People’s Mojahedin）[4]也主张向越南、古巴和中国学习。在1975年，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的一部分领导人宣称拥护“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回顾过去，这一事件不光对毛主义者的命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广泛地打击了伊朗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1975年的“分裂”是一场暴力政变，少数毛派领导人试图通过清洗穆斯林成员来接管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甚至暗杀拒绝转向毛派的领导人。1975年的事件加深了激进的穆斯林活动分子（包括一些神职人员）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之间的隔阂，他们在此之前一直在合作反对沙阿[5]政权。

（*译注：[3]雷吉斯·德布雷，法国革命家，60年代活跃于古巴。

[4]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主张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一个宗教左翼组织。

[5]“沙阿”（Šāh）或全称“万王之王”（Šāhanšāh），是古代伊朗高原诸民族的君主头衔，古代波斯人为伊朗高原诸民族的一支。公元前6世纪统一了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以及许多后续王朝都曾使用这一头衔。伊朗最后一任沙阿为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伊朗毛派游击队的出现助长了毛派倾向，尤其是在美国的数万名伊朗学生中。然而，□□与美国乃至王权政府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她作为世界革命堡垒的威望日益下降。毛时代□□的外交政策在当时认为苏联是主要的全球公敌，它寻求与任何潜在的盟友联合起来对抗苏联。因此，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毛派（包括伊朗毛派）内部的困惑、混乱和冲突日益加剧。此时，伊朗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应对国内问题和美国卡特政府，沙阿政权于1977年开始放松镇压和政治控制。但是，这个“开放政治空间”的实验很快失去了控制，在一年内引发了革命前的危机。

与此同时，伊朗的游击运动正在退却，幸存的领导人无论是自由的还是在押的，都将大规模政治动员置于革命先锋队的武装斗争之前。毛主义圣战者最初继续进行游击武装行动，包括暗杀在伊朗的美国军事人员。然而在1979年革命前夕，他们也最终放弃了武装斗争，更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组织（Organization for Struggle to Emancipate the Working Class），其更为人所知的是以波斯语短语“佩卡”（斗争）（Paykar(Struggle)）[6]命名的别名，这个新组织成为一些反对伊朗革命后的政权[7]的小群体之中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旗手。

（*译注：[6]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组织，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圣战者（Marxist Mojahedin，马克思主义穆加黑丁），是伊朗最大的游击组织。它的成员脱离了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转而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人民圣战者组织的左翼伊斯兰现代主义。简称“佩卡”，成立于1972年，1975年正式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佩卡”被认为不再活跃。

[7]即1979年成立的伊斯兰共和国。）

“佩卡”的实际成员可能只有数百人，但它可能有数万名支持者，主要是大学生和高中生。1982年初，“佩卡”在领导层被捕之后最终失败，当时该组织已支持库尔德毛派组织武装斗争反抗伊斯兰共和国。同年，在过去的旅美伊朗学生中建立的一个较小的毛派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但有数百人迅速遭到逮捕和处决。到了1983年，“佩卡”和所有有组织的反对新政权的人——不管他们是否采取和平路线——都在革命后的恐怖统治中被摧毁了。因此，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伊朗毛主义的这本书就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