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美编 素缘了凡
黄细亚烈士（1928—1949）女，字琼兰，笔名艾莱，新青团员，民盟盟员，湖南临澧人。祖父黄运昌早卒，叔父为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其后，家道中落，父亲黄宏均为佃农，勤恳忠厚，母周玉贞，贤慧聪颖，识音律，精女红，且教子有方。故细亚自小吹箫弄弦，善做针线，加之聪明颖悟，开朗泼辣，深得一家珍爱。
1942年，日本鬼子侵占湖南，一位乡绅子弟前来求婚，父母应允，与之订婚。细亚拒不同意，父母急，将她锁在家中以待婚期。她誓死不从，吞食了几盒红头火柴药面，幸抢救及时，未酿成悲剧。因抗婚逃离家乡，来到重庆，进入四川江津国立九中学习。她学习十分努力，并同朱德配等人发起和组织进步学生社团“五月诗学社”（简称“五月社”），开展读书活动、办墙报，宣传进步思想。
1946年8月，进入为收容全省的国立中学留川学生而新建的重庆市立二中，在该校新开寺分校继续学习。同年10月，同林志诚、乐安中等人恢复“五月社”的活动。他们的进步活动，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种种刁难和迫害，她也常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恐吓，但她仍坚持战斗，毫不退却。这期间，她阅读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高尔基的《海燕》、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大量进步书刊，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本质，急切盼望建立新中国。
1946年底，北平（今北京市）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学生事件，她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威胁、破坏和阻挠，毅然带领部分学生参加重庆市的反美学生示威游行，并同林志诚等人连夜剪辑编排了一张名为《匕首》的剪报，抨击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在师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1947年初，该校的高一、二年级被迁到沙坪坝分校（今重庆市一中校址）。她到沙坪坝后，同“五月社”的成员一道，继续举行红五月文艺演出、办墙报等进步活动。“五月社”的活动得到了中共重庆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并为“五月社”印刷出版了一本进步诗集《月亮偏西了》。这本诗集刚问世，便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强行查封该书。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下，“五月社”被迫解散，但她同“五月社”的其他成员一道，又以“海燕学社”的名义继续公开活动。
1947年秋，她因身染肺结核，被迫回湖南家乡养病。不到半年，又因抗婚，再度离家，返回重庆市立二中。返校后，她积极团结帮助进步同学，开展罢课等进步活动。
1948年，加入由中共四川党组织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镇压学生的示威游行，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四一”惨案。重庆23所大中学校决定于同年4月10日举行“四一”烈士追悼会，她同朱振民等人积极组织进步同学参加追悼会。在中共党员任浩的指导下，他（她）们于次日组成了学生自治会的理事会和监事会，她当选为监事长。他（她）们从清算特务校长贪污学生伙食费入手，发动群众参加“反饥饿、争温饱；反迫害、争生存；反内战，争和平”的政治斗争，进一步声援南京学生的革命活动。这次清算活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扩大了反蒋斗争的影响。不久，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9年5月20日，毕业考试前夕，国民党特务闯进学校逮捕她和朱振民、曾宪栋等人。她机智地从小龙坎分校（现重庆市一中汉渝路教工宿舍院）后院翻墙逃出，在同学乐安中家躲避。风声稍过，她便通过在国民党重庆市卫生局工作的姑父覃文魁的介绍，到《西南风》晚报当记者，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担负城区同沙磁区民盟组织的联络任务，还通过张伯仁在学校建立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组织。同年秋，她在报社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不久，即被敌人逮捕，关押在重庆大梁子新世界饭店。她经受住了敌人种种酷刑的考验，表现得十分坚强。她还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鼓励难友们坚持战斗，迎接解放。1949年11月29日夜，被国民党反动派押至重庆松林坡杀害。
主要遗作
《论币制改革》、《故人》、《勤俭与人生》、《桃子》、《安定与建设》、《一个中学生的自白》和诗歌《一个微笑》。
她带着胜利的微笑倒下了，用犀利的笔、无畏的心和钢铁的意志书写出自己短暂而精彩的人生！
在重庆市立二中读书时，曾发起组织进步团体“五月诗学社”，抨击时弊，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中学毕业后，以《西南风晚报》记者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49年9月被捕，先后关押于罗汉寺和新世界看守所，同年11月29日殉难于歌乐山松林坡。
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珍藏着一份写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的诗稿原件，诗中这样写道：
我呵！
这来自沙漠中的骆驼，
驼驮着“寂寞”的流浪者，
离开了“象牙之宫”，
流浪在“十字街头”……
第一次
遇见了你！
我该说些什么？
我应该
唱哪一支歌呢?
……
你！年青的诗人，
人民的歌手，
希望你！
伸张出热情的两臂，
去拥抱古老多病的农村，
去拥抱祖国忧伤的原野……
“以自己的心
去发现心！
以自己的火
去点燃别人的火。”
用你笔的斧头，
去砍掉人类的痛苦！
以你诗的镰刀，
去收割人类的幸福。
牢记着吧，诗人！
在凯旋号声的飘扬里，
我们将会交换一个
微笑！
这首诗的作者名叫黄细亚，是个1928年出生于湖南临澧的湘妹子。细亚的家，在祖辈时还算富足，父辈时已变得清贫。祖父黄运昌早年去世，叔父黄右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因家道中落，细亚的父亲黄宏钧只得以佃农为生，是个勤恳忠厚的老实人，母亲周玉贞聪颖贤慧，通晓音律且精于女红。在母亲的教导和薰陶下，细亚从小就能吹箫弄弦，善做针钱，加上本身聪明，悟性高，性格开朗活泼有主见，深得一家人的喜爱。
1942年，14岁的细亚被父母强制订婚，个性倔强的她以吞有毒的火柴头抗争。随后她独自一人离开家乡，在向其叔父要了一张军队证件后，一步步走到了重庆。
来到重庆的细亚并没有放弃读书，她知道知识的重要，求学是她必经的过程，也明白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使弱小的自己变得强大。1943年春，她以流亡学生的身份进入江津县德感坝国立九中读书，直到1946年，国立九中迁回安徽合肥，她又转入重庆二中继续读书。
在二中学习期间，细亚开始关心时事政治，接近革命青年，接受进步思想。她与地下党员林志诚等人发起组织了进步学生社团“五月诗学习社”（简称“五月社”），开展读书活动，讨论时事，办墙报，搞宣传。“五月社”的墙报设在学校大门旁，常常吸引许多同学观看，遂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他们采取各种卑劣方式迫使“五月社”停止活动。1947年秋，黄细亚等“五月社”原班人马又以“海燕学社”的名义公开活动起来。
细亚酷爱读书，最喜欢的是鲁迅的《呐喊》、《彷徨》，还喜欢满怀豪情地吟诵高尔基的《海燕》、大段大段背诵艾青用诗的语言写的《论诗》。她也时常思考：中国人民为什么受压迫？怎样才能像苏联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她曾反复阅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几乎将书翻烂。她在一篇作文《论币制改革》中写道：
从外观看……币制改革是为了平抑物价，安定生活……而实际上呢，都是捏着鼻子哄眼睛……一心只顾打内战，以全国三分之二的钱财开支拿来给刽子手，拿来演着同室操戈的悲剧。严格地说，这次币制改革，又何尝不是军用需要迫切，在周转不灵的情况下产生的办法？……唯有生产制度的改革，才能富裕……不过，同时还得力求政治制度的改革，如果没有优良合理的政治制度，那么生产尽管生产，结果经济的重心会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乃至酿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案……所以今日的币制改革之于理想，正如孟老夫子所说“缘木求鱼也”。
现实的刺激以及结合现实的阅读和思考，使这个还在读中学的小姑娘的思想，已达到了今天很多中年人也没有的成熟，她对于时事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安定与建设》的文章中她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积极发动内战，破坏国家安定的可耻行径，针对“建设”方面有这样一段话：
民心安定尤为重要，古人说：“载舟覆舟，人心可畏”……所以我们应该把政府建立在民意上，同时还应该以大多数民意为政意，惟有这样，政府和人民才不致有脱节的现象……生产建设必须从农村着手，例如：乡村设立合作社，种子科学化，生产机械化……谈到国防建设……必须训练民众，加强组织，多添生力军，……科学的建设也非常重要……文化可以说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是一个社会的摄影机，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那简直不成其为国家，空有政治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透彻深远的思考处处显现出她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在一首名为《桃子》的诗中，她还这样抒发着自己的革命豪情：
剥掉我的皮，我还有鲜红的心！
吃掉我的肉，啃不动我的骨头！
1949年的重庆，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罢课、罢教、罢市斗争此伏彼起。4月21日，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之日，蒋家王朝已成灭顶之势，而这天，震撼山城的“反迫害、争生存、反饥饿、争温饱”大游行也在一片杀气腾腾的戒严中爆发。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四•二一”学生运动中，黄细亚等学生会干部组织同学参加了党领导的沙磁区十多个学校的联合示威游行，为本校起草了大量快邮代电，并向各报社发布新闻，对全市的总罢课大游行，起到了鼓舞斗志的作用。锋芒毕露的她被列入了特务的黑名单中。据解放后从保存在南京的敌特档案中发现，二中学校当局早已密告细亚等人组织的“五月社”经常发表“诋毁政府最高当局”、“当共产党毛泽东耳目”的言论，怀疑她是“共产职业学生”， 特务也早就监视过她，但在广大师生支持掩护下，特务一直无从下手。
1949年也是细亚人生最后的一年。这一年，细亚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民盟的一员，不久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秘密学习毛主席著作，传看《挺进报》。后因家贫和身份暴露无法继续学业，黄细亚被迫离开学校，经其姑父覃文魁介绍，以黄琼兰的化名进入重庆《西南风》晚报担任记者。
当记者期间，她有目的地申请跑政府机关查找新闻线索。她认为这份工作虽然危险，但却有利于深入社会了解各方面情况，搜集可靠情报。只要是为革命做事，黄细亚就会毫不犹豫。有一次到川盐银行壮丁驻扎地采访，看到反动派抓兵拉夫的惨状，她心里非常气愤，找到接新兵的连长江熙。通过摆谈，发现江也有厌战情绪，黄细亚趁机开导，晓以大义，动之以情，江深受感动，有意放松管理，让一些新兵逃掉了。
1949年9月2日，朝天门发生火灾，因反动派造谣是共产党放火，细亚便利用记者身份亲临现场采访，把火灾的真相，写成《“九•二”见闻记》进行报道，揭露敌人的阴谋。但也因此遭到反动派的严密监视，后因偶然的原因被特务认出，暴露了真实身份， 9月13日，黄细亚在报社被特务逮捕了。
被捕后的细亚先被拘押在罗汉寺看守所，后移至新世界旅馆监禁。狱中，她曾多次受到严刑审讯，敌人逼她交待组织关系和同志名单，她始终坚贞不屈，只字未吐，表现得无比坚强。她还很乐观的从狱中写信给家人说：
我很好，你不必为我着急，我每天坚持学习英语，读拜伦传，还想拉二胡，锈花，你将二胡和锈花的绷子想法带来……
可是，疯狂的敌人已不会再给她机会做这些事了。1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已震动山城，特务以“城里不安全往乡间撤退”为由，将黄细亚、共产党员彭立人等三十二人押上囚车，直驶重庆西北。汽车在歌乐山下松林坡停了下来，持枪的敌人将反绑了双手的黄细亚等人拖下车来，拉向林中早已挖好的大尸坑前……
黄细亚这个年轻的女战士、女诗人为自己的理想，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
黄细亚是湖南妹子，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开淮，下面有个妹妹惠琼。细亚的家，在祖辈时还算荣昌，父辈时已变得清寒。祖父黄运昌早年去世，叔父黄右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故此，细亚也算是出自名门的淑女了，但她身上没有丝毫嫌贫爱富的思想，长大后的她常对人说：“饿死不走盗，讨米无人笑”，
用《贫困的哲学》来鼓励自己。因家道中落，细亚的父亲黄宏钧以佃农为生，是个勤恳忠厚的人，而母亲周玉贞却聪颖贤慧，通晓音律且精于女红。在母亲的教导和薰陶下，细亚从小就能吹箫弄弦，善做针钱，加上本身聪明，悟性高，性格开朗活泼有主见，深得一家人的喜爱。
1942年细亚十四岁时被父母强制订婚，个性倔强、早熟的她以吃火柴头抗争。而后，她鼓足勇气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在向其叔父要了一张军队证件后，便从沦陷区一步步走到了重庆。
来到重庆的细亚并没有放弃读书，她知道知识的重要，求学是她必经的过程，也明白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强大弱小的自己。1943年春，她以流亡学生的身份进入江津县德感坝国立九中读书，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立九中迁回安徽合肥，她才又转入重庆二中续读。
在二中学习期间，细亚关心时事政治，接受进步思想，接近革命青年。在他们的思潮影响下，她的民族自尊心越来越强，政治敏感度也越来越高，她不断要求自己要以国事为已任，要树立起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精神，要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
积极的她与地下党员林志诚等人发起组织了进步学生社团“五月诗学习社”(简称“五月社”)，开展读书活动，讨论时事，办墙报，搞宣传，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时局的关心和对新中国的向往，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揭露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祸国殃民，贪污腐败等罪行。
1947年初“五月社”吸收了一些新社员，举行了“红五月”文艺演出，并进行了一场“反饥饿、争温饱、反内战、争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在这些活动中，细亚无论在笔战、舌辩，演出中都表现出了火热的激情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五月社的墙报设在学校大门旁，常常吸引着许多同学观看，这让反动分子无比的惊慌和恐惧，他们采取胁迫、搜捕、监禁和屠杀的方式对待与“五月社”有关的一切人和事，但敌人的恐怖行动并没有吓倒细亚和她的战友们。不能用“五月社”名义活动了，细亚等人就将其改名为“海燕学社”于1947年秋又公开活动起来。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市二中的学生社团却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校园里有几十种墙报，琳琅满目，大多是对反动派的揭露，对旧社会的控诉，对“山那边好地方”的向往。中统、军统、三青团的学生却躲在暗处蓄意破坏，他们也在校兜售反动刊物，办墙报，为反动当局涂脂抹粉。细亚常连夜撰文进行驳斥，墙报被敌人开了天窗，她就赶写出文章再出，而且贴到分校办公室的墙上去!红五月文艺演出前，她与战友们不畏军训教官的威胁，坚持按期演出，演出中特务学生又割断电线阻挠，她又厉声斥责、揭露敌人的卑劣伎俩!在一首名为《桃子》的诗中，她曾写到：“剥掉我的皮，我还有鲜红的心!吃掉我的肉，啃不动我的骨头!”在敌人面前，她的心如铜墙铁壁无坚不摧。
饱读诗书的细亚闲暇之余仍深爱读书和写作，虽然小时候上过私塾，中文底子好，她也严格要求自己，时常手不释卷学习新知，以积累自己写作的素材和拓宽眼界。她读过鲁迅的《呐喊》、《彷徨》等，读过苏联文艺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静静的顿河》，还喜欢满怀豪情地吟诵高尔基的《海燕》、大段大段背诵艾青用诗的语言写的《论诗》。她也时常思考：中国人民为什么受压迫?怎样才能像苏联那样获得解放?她象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在寻找答案，并把爱好扩大到社会科学和哲学，她曾反复阅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几乎读破。在马列主义思想引导和学生运动的实践中，细亚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坚强敏锐了。她在一篇作文《论币制改革》中写道：“从外观看……币制改革是为了平抑物价，安定生活……而实际上呢，都是捏着鼻子哄眼睛……一心只顾打内战，以全国三分之二的钱财开支拿来给刽子手，拿来演着同室操戈的悲剧。严格地说，这次币制改革，又何尝不是军用需要迫切，在周转不灵的情况下产生的办法?……唯有生产制度的改革，才能富裕……不过，同时还得力求政治制度的改革，如果没有优良合理的政治制度，那么生产尽管生产，结果经济的重心会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乃至酿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案……所以今日的币制改革之于理想，正如孟老夫子所说：‘缘木求鱼也’。”细亚在这篇文章中不但透析了社会现象，也揭露了敌人的政治欺骗，同时还树立起了她正确的人生观。在《安定与建设》的文章中她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刚刚消极抗战，又积极发动内战，破坏国家安定的可耻行径，针对“建设”方面有这样一段：“民心安定尤为重要，古人说：‘载舟覆舟，人心可畏’……所以我们应该把政府建立在民意上，同时还应该以大多数民意为政意，惟有这样，政府和人民才不致有脱节的现象……生产建设必须从农村着手，例如：乡村设立合作社，种子科学化，生产机械化……谈到国防建设……必须训练民众，加强组织，多添生力军，……科学的建设也非常重要……文化可以说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是一个社会的摄影机，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那简直不成其为国家，空有政治没有文化是不行的……”等等，透彻深远的想法处处显现她少年老成的真知灼见。
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勇敢顽强的细亚也很善于帮助、鼓励进步同学，她在写给同学的一封信中说：“……追求上进是我们的美德，在人生的原野上，茫茫的宇宙里，虽有错综万象的道路，然而，严格说来，却只有三条：一条是前进、上坡的;一条是后退、下坡的;另外一条就是中庸之道，保守、迂回的。朋友，我们既已选中了这条上坡的路，就得要坚韧地往上爬，尽管它荆棘再多、再崎岖，我们都不能停下来呀!我们要以智慧的刀子，斩尽那荆棘!我们要以坚实的步子，踏平那崎岖的坎坷!朋友，用我们的血、肉、汗做三合土，来筑成一条崭新的道路吧!”她还用炽烈饱满的革命热情，这样鼓舞同学们的斗志：“朋友，你们确是我的伙伴，愿我们从今以后，紧拉着手，在学习的激流中，扯起同色的旗帜，燃起我们血红的信号，淌过这惊涛骇浪的海面，‘绿州’定会向我们招手!……野花吐香，青山微笑，那便是我们理想的归宿。”当有战友比较冲动、险些暴露时，她便写信提醒道：“……牢骚不必发，这是整个的社会现象，现实是炎凉的，‘人情’是冷漠的，我们又何必为此而苦恼激动呢?只要明白它就行了。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灵魂、有理想的人太少了，朋友，在这人生崎岖、世路险恶的途程上，各自当心，四面八方有仇人，然而，四面八方都有朋友，你放心好了，我永远都会是你的朋友的……”所以，她真诚友爱的心常常能团结一批进步同学在自己周围。
1949年4月1日，南京十一所院校，六千人游行示威，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反动派的南京卫戎司令张耀明竟下令军警特务行凶，打死二人，伤一百多人，酿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四·一’大血案”，更使得在重庆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在声讨“四·一”血案的学运中，黄细亚领导了本校的“反贪污清算运动”。作为最出色的基层组织者之一，她敢说敢做并英勇地站出来团结同学与反动派进行殊死的斗争!她是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责任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反法西斯统治的抗议示威活动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成功。
1949年的重庆，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由于蒋介石反动派对人民的疯狂镇压，激起了人民更广泛、更强烈的反抗，罢课、罢教、罢市斗争此起彼伏。4月21日，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之日，蒋家王朝已成灭顶之势，而这天，震撼山城的“反迫害、争生存、反饥饿、争温饱”大游行也在一片杀气腾腾的戒严中爆发。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四·二一”学运中，细亚等学生会干部又筹备并组织同学参加了党领导的沙磁区十多个学校的示威游行，为本校起草了大量快邮代电向新闻界报导，而且协助中央警官学校童梓平等向各报社发布新闻，为全市总罢课大游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正如此，锋芒毕露的她被列入了特务的黑名单中。
1949年也是细亚人生最后的一年。这一年，她毅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民盟的一员，不久后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期间，还秘密学习毛主席著作，传看挺进报。后离开学校的她坚决要求组织分配任务，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工作，经其姑父覃文魁介绍，她便以黄琼兰的名字进入到重庆《西南风》晚报担任记者，隐瞒了其黄细亚的身份，专跑市府机关的新闻。细亚认为这份工作虽然危险但却有利于刺探情报和方便联络，只要是为革命做事，她就不会有顾虑。有时，她以采访为名，有时，又以谈情说爱的方式机智灵活地做着地下联络。一次到川盐银行壮丁驻扎地采访，看到反动派抓兵拉夫的惨状，心里非常气愤，于是找到接新兵的连长江熙，通过摆谈，发现江也有厌战情绪，于是趁机开导，晓以大义，动以恻隐之情，江受感动，有意放松管理，睁只眼闭只眼，让一些新兵逃掉。就这样细亚一面从事新闻工作，一面利用记者职业作掩护，担负着城区同沙磁区的民盟组织的联络任务。
1949年的9月2日，朝天门发生火灾，因反动派造谣是共产党放火，细亚便利用其记者身份到现场采访，准备以事实来戳穿谎言。“九·二”火灾后，她把自己目睹到的火灾现场的真象，写成《“九·二”见闻记》进行报导，从此遭到反动派的严密监视。9月10日细亚与《西南风》编辑组长王仁德谈话时，被来找王仁德的谢世芳在窗外认出。王仁德原就是沙磁区军统特务，负责在校外指导市二中军统行动组的工作，一直与该行动组二中一女特务谢世芳保持着不正当男女关系。后谢世芳向王仁德说：“她就是领导市二中‘四·二一’学运的黄细亚，早已是我们的监视对象。”王仁德不敢怠慢，立即将“黄琼兰”的情况及入社的来龙去脉向二处作了汇报。9月13日，细亚在报社被重庆军统稽查处逮捕。
据解放后从遗留在南京的敌特档案中发现，二中学校当局早已密告过细亚等人组织的“五月社”经常发表“诋毁政府最高当局”、“当共产党毛泽东耳目”的言论，怀疑她是“共产职业学生”，
也早就派遣过女特务伍思蓉监视过，但在广大师生群众的大力支持掩护下，当时他们没抓到任何“把柄”，无从下手镇压，只好不远千里，层层密告，一直报告到他们的最高主子那里去。由此可见，细亚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表现得多么英勇机智，才使得他们终日胆寒心跳，坐立难安!
49被捕后的细亚先拘押在罗汉寺看守所，后移至新世界旅馆监禁。狱中，她曾多次受到严刑审讯，敌人逼她交待组织关系和同志名单，她始终坚贞不屈，只字未吐，表现得无比坚强。她还很乐观的由狱中写信出来对家人说：“我很好，你不必为我着急，我每天坚持学习英语，读拜伦传，还想拉二胡，锈花，你将二胡和锈花的绷子想法带来。”她还对同囚一室的女同志说她要翻译拜伦的《去国行》，然而这个同志和她分手不到三天，细亚这个年轻的女战士、女诗人，就为自己的理想，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
11月29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已震动山城。就在这时，已成惊弓之鸟的特务以“城里不安全”为由往乡间撤退。上午九时，连早饭也不让众人吃，就匆匆忙忙将细亚、共产党员彭立人等三十二人押上囚车，驶往“中美合作所”。汽车在满山苍翠的松林坡刑场停了下来，持枪的敌人将反绑了双手的黄细亚等人拖下车来拉向林中，无情的子弹“砰、砰、砰”的声音涤荡林间，但怎么也比不过他(她)们在牺牲之前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新中国万岁!”细亚倒下了，带着胜利的微笑，虽然年仅二十一岁的生命被敌人无情的夺走，但她没有遗憾，正如她在《故人》这篇文章中所写：“咱们生而不幸，逢此风雨之秋……我们必须担负起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去奔向黑暗，奔向暴风雨，勇敢地和现实搏斗!把我们沸腾的爱情，洒散在每一个苦难人民的心里!把我们千万支手，捏成一个个拳头!把我们的鲜血醮着笔，为历史写下光荣的诗篇!”
黄细亚走了，她用激昂的身躯、犀利的笔、无畏的心和钢铁的意志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一生，虽然短暂却能永恒!
一九四八年四月由《挺进报》事件直接影响被捕133人，重庆市委遭到严重的破坏。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山城。年底，细亚同志由重大选修班梁仲民的介绍，结识了我。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恰好正是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之日，蒋家王朝已成灭顶之势。但仍企图凭借西南一隅而顽抗。重庆一片白色恐怖，不少革命群众、干部遭逮捕杀害。五月九日军警来二中搜捕，先抓了朱振民、曾宪栋等几位同学，又在男宿舍点名要抓黄细亚（误以为她是男生）。在此时此地，她不但毫无畏惧，而且毅然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不久杨子明回到重庆，由我介绍，杨子明考查，经团组织批准，细亚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当时，由于形势变化，杨子明同志向该团组织传达了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迎接解放”的工作方针，和团中央冯文彬同志的指示：“改变斗争方式、转入调查研究，积蓄力量，护厂护校，保护档案资料和重大设施，迎接解放”。我和细亚的团小组的具体任务是：一、积极争取重庆保警大队和内二警成员的起义；二、在反动派逃跑后，解放军尚未到达，这—真空时期，维持重庆市的社会治安秩序；三、积极准备配合上级党组织作好劫狱的工作。
我考虑到此项工作危险，细亚又是较出名的女同志，建议她到华蓥山参加起义武装队伍。她生气地说：“革命还要分男女，越是敌人统治严密的地方我越要去。我要象孙悟空钻铁扇公主的肚皮一样，到敌人心脏去！”坚决要求分配任务。大家研究应当给细亚找个适当的工作为掩护。先是由合川县委在乡下给她找个小学教师的职务，未去。后来她姑父覃文魁（当时在卫生局工作）介绍，到《西南风》晚报当记者。因为是通过杨森的亲信、市府秘书、该社社长曹儒森搭的桥，所以细亚一去就派她专跑市府、机关的新闻。细亚认为这工作虽危险却十分有利刺探情报和联络工作。她用她小时候的名字黄琼兰，十分机智灵活地开展工作。有时以采访为名，有时以谈情说爱为名积极谨慎地联络。—次到川盐银行壮丁驻扎地观察了反动派抓兵拉夫的惨状，心里非常气愤，于是找到接新兵的连长关江熙。通过摆谈，发现关也有厌战情绪。于是趁机开导，晓以大义，动之以情。关受感动，有意放松管理。睁只眼闭只眼，让一些新兵逃掉。
策反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时杨武与童梦佛在细亚同志的协助下策反了市警察局消防总队不少人，并扩大了组织建立“新青团渝警支部”。后以骡马店派出所为基地串连了二百多人成立了“渝警解放大队”，在解放前夕起义，做出了成绩，大军入城后受到市委张霖之等人接见表扬。在劫狱准备工作方面，保警大队六七两个中队中，有两个分队从分队长到士兵全部掌握在我们手中。为了在劫狱时减少伤亡而能成功，细亚和我装作恋人散步，到歌乐山中美合作所警戒线外查看地形地貌。我们沿着红茶房、红龙场、右侧拐、笆蕉沟、莲花池而上，直走到高店子和三百梯之间，发现警戒线外高店子山顶也新设了防，从那儿滚下几个大石，险些将我们击中，于是立即返回向杨子明同志作了详细汇报。
九月二日，朝天门发生火灾，因反动派造谣是共产党放火。细亚即刻到现场采访，准备以事实来戳穿谎言。在那里遇上了已是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官员的涂廷宇，于是返回。适逢《西南风》编辑组长王仁德，他原系沙磁区军统特务，负责在校外指导市二中军统行动组的工作。调来报社后，一直与该行动组二中一女特务谢世芳保持着不正当男女关系。九月十日细亚与王仁德谈话，谢世芳来找王仁德，在窗外认出细亚。待细亚出去后。向王仁德说：“她就是领导市二中‘四•二一’学运的黄细亚，早已是我们监视的对象”。据解放后从南京敌特档案资料中看到，二中学校当局早已密告细亚组织《五月社》经常发表“诋毁政府最高当局”、“为共产党毛泽东张目”的言论，怀疑她是“共产党职业学生”，早就派遣过女特务伍思蓉监视。王仁德不敢怠慢，立即将“黄琼兰”的情况及入社的来龙去脉向二处作了汇报。
九月十三日，细亚在报社被重庆军统稽查处逮捕。
细亚被捕后，先关在罗汉寺。很快从狱中托人把信交到高风处转给我。大意是：“童子：我关在罗汉寺，天冷了，给我送点衣服来，把二胡也带来。请转告我的亲友放心，保重”。我立即将自己的毛线衣和她的二胡叫她弟弟黄开平送去，又请她姑父覃文魁设法保释，并及时向组织汇报了细亚被捕及营救的设想。据她姑父覃文魁讲，他曾凭借国民党的关系多方营救。细亚在狱中曾受过多次审讯，由于敌人叫她交待组织关系和同志名单，她始终如一，坚贞不屈，只字不吐，因此敌人拒不同意保释。
十一月二十九日，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已震动着重庆人的耳鼓，山城在激动！新世界监狱在激动！就在这时，特务以“城里不安全”为借口，要往乡间疏散。上午九时，连早饭也来不及让众人吃，匆匆忙忙将细亚、立人等三十二人押上囚车，驶往“中美合作所”。汽车开到满山苍翠的松林坡刑场停了下来。持枪匪徒第一个将反绑了双手的黄细亚拖下车来向林中拉去。“砰砰砰”连续三枪，三发子弹射进细亚的头部和胸部。听到枪响，车上同志纷纷高呼口号。
三十二人，全部殉难！
次日（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
歌乐山有幸，长埋华夏忠骨。
黄细亚……芳龄二十一！
1942年因反抗包办婚礼，吞服了红头火柴的药面，被抢救过来后，逃出来，随流亡学生，来到重庆。后入重庆市二中读书，发起组织进步团体“五月诗学社”读革命书籍，发表诗作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以后发动同学清算校长账目，查出其贪污剥削同学实据，赶走了校长。中学毕业后，任《西南风晚报》记者，经常以采访消息为掩护，联络同志。1949年9月被警备部稽查处逮捕，关押于罗汉寺，“新世界”看守所，同年11月29日殉难于歌乐山松林坡，年仅21岁。
在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旧中国，黄细亚中学毕业后，走投无路，像沙漠中的骆驼，驮着“寂寞”在街头流浪，从“象牙之宫”走向“十字街 头”，从“十字街头”走向抗暴运动的洪流。她走进了革命的行列，毅然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由于一些革命同学在毕业后一时还未找到工作，生活十分困难，黄细亚不但在生活上帮助同学，而且对同志热情 豪爽、亲如一家。她把《一个微笑》的诗亲手写在潘高风的纪念册上， 以互相鼓励。
一个微笑
我呵，
来自沙漠中的骆驼，
驮着“寂寞”的流浪者，
离开了“象牙之宫”，
流浪在十字街头……
第一次，
遇见了你！
我该说些什么？
我应该，
唱哪一支歌呢？……
你，年轻的诗人，
人民的歌手，
向苦难跋涉的勇士，
我应该向你呈献些什么？……
默祝你，
中国未来的“江布尔”，
用你响亮的声音，
去唱出人民的“忧郁”，
用你粗壮的字眼，
去吼出人民的愤怒；
用你自己的“血”和“泪”，
蘸着笔，
为历史写下光荣的诗篇，
给自己描人动人的故事。
你，年轻的诗人
人民的歌手
希望你
伸张出热情的两臂，
去拥抱古老多病的农村，
去拥抱祖国忧伤的原野，
“以自己的心
去发现心
以自己的火
去点燃别人的火”
用你笔的斧头，
去砍掉人类的痛苦；
以你诗的镰刀，
去收割人类的幸福。
牢记着吧，诗人！
在凯旋的号声里，
我们将会交换
一个微笑……
给——
高风诗友拾起
艾莱
1949.6.9 于重庆雾城
1928年生于湖南临沣县。14 岁时为反抗封建婚姻，从湖南徒步到四川江津县国立九中读书，发起组织《五月诗学习社》（简称五月社），办壁报，开展读革命书刊活动。1946年考入重庆二中学习后，又恢复了《五月社》活动（后改为《海燕学社》），组织同学到重庆大学听潘大逵、陈豹隐教授作反对《中美商约》和反对美帝扶持日本军阀的讲演。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发生后，《五月社》同其它几个壁报社纷纷发表抗议宣言，并筹组反美游行。他们还搞壁报竞赛、五月文艺纪念演出和积极开展反内战、要和平等宣传演出活动。
1949年在声讨南京“四·一”大血案的学生运动中，她和同学一起组织学生自治会，并被推选为自治会监事会监事长，组织学生参加二十三所大中学校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并在学生自治会领导本校“反贪污清算运动”时，亲自带领600多学生突破反动校方和特务阻拦，冒雨进城请愿，取得了胜利。这对当时重庆市各校正在开展的“反内战、反饥饿、争温饱”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她被列入黑名单，因得进步同学掩护脱险。
1949年5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入盟后，她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在国民党军官学校的学员进行策反工作，并以《西南风晚报》记者身份作掩护，担负着城区同沙磁区民盟组织的联络任务。因当时潜伏在报社里的军统特务告密，于9 月13日不幸在渝被捕，关押在“新世界”监狱。她曾多次遭受严刑审讯，但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日，敌人将她和同狱的三十二名战友一起，押往松林坡集体屠杀。时年仅二十一岁。
写 给 姨 妈 黄 细 亚
原创 王亚平 邵阳
亚平：这是多年前的一篇文章。如今又是一年的正清明，再用这几句话来祭奠我的姨妈黄细亚。我亲亲的姨妈，那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的那年，你好年轻，像江姐一样漂亮，像江姐一样坚强。
今天，我在朦胧的泪眼中再次编发这篇文章。
姨妈，我亲亲的姨妈！不知不觉，又到了您的忌日。
屈指算来，您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已经整整五十九年了。
您走的时候，我还没有出世。然而，嫡亲的血缘是割不断的，我就是您的亲外甥，我无法抹去对您的怀念。
我刚懂事的时候，妈妈拿了一张很大的照片给我看，说，这是你的姨妈，她是个烈士。
我那个时候还不懂得“烈士”是什么。但我看见了一个像妈妈一样漂亮、却比她年轻的多的女子。
照片中的您是那么美丽善良，灿烂的笑容里流露出扑面的青春气息和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
当时还不懂事的我问妈妈：“姨妈什么时候到我们家来？”妈妈黯然神伤地说：“你姨妈已经死了好久了。”
我那个时候很不理解，这么漂亮的姨妈怎么会死呢，她还那么年轻。
我读小学的时候，看了小说《红岩》、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我知道了江姐、许云峰这些宁死不屈的革命先烈，我崇拜他们。
妈妈对我说，你的姨妈黄细亚就是牺牲在渣滓洞集中营，她是和江姐她们一起被敌人杀害的。
我大吃一惊，真有点不敢相信，能和江姐这样家喻户晓的烈士一起英勇就义，那她无论如何也是个英雄。
从此，我为您感到骄傲！只要遇到这样的话题我就会告诉别人，我的姨妈也是和江姐一起牺牲的。
1985年，我争取到一个去重庆出差的机会。妈妈一再交待，你就是再忙也要到你姨妈的坟上去看看，解放这么多年了，我们全家还没有一个人去看过她，给她烧过一柱香。
在歌乐山下的革命烈士纪念馆，在黑色大理石制成的巨大的《英烈榜》前，我看到了杨虎城、许晓轩、江竹筠等一长串足有三百多个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
也许是过于激动，我的视力突然有点模糊，连续找了两次却依然没有找到黄细亚的名字。
正在我有些失望，心里嘀咕是不是姨妈太不出名了，还不够资格上这个英烈榜的时候，目光却猛地落在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上——“黄细亚”！
“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我想喊，眼泪却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涌流不止。用现在的话说那真的是“泪崩！”那就是顷刻之间就泪流满面了。
我在心里喊：“我的亲姨妈，我来看您了，您的亲外甥代表全家来看您了！这么多年之后才来，真是对不住您了！好在国家没有忘记您，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您！”
我越想越伤心，顾不得是在公共场合，控制不住地哭出了声。一个大男人泣不成声，顿时引得许多人驻足侧看。
我的朋友也不胜惊奇，怎么，这里居然还有你的亲戚？
在您和众多先烈安息的地方 —— 渣滓洞集中营后面的松林坡，在那个差不多有两个篮球场大的烈士集体陵墓前，我和同去的邵阳团市委的团干朋友们献上了一个小小的用山花做成的花圈，也献上了我们无尽的哀思。
山风吹过，歌乐山的松林滚过阵阵林涛，似在低声吟唱一首悲壮的战歌。
在您的墓前，我想了很多。您就义的那天是1949年的11月27日。在全国大多数地区，鲜艳的五星红旗早已在蓝天和阳光下迎风飘扬。
而您，却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
从妈妈口中得知，那天，您是第一个被拉下车的。由于您奋力反抗，一个特务竟用他的长绑腿死死地捆住了您的双臂。
妈妈说：这条沾着泥土、浸透了您的鲜血的黄绑腿，至今被您的同学、中国著名学者、书画家林志城同志珍藏在家中。
在刑场上，您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就带头高唱起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阵罪恶的枪声响起，数发子弹穿透了您的头颅、胸膛！
您倒下了，灰白条纹的旧棉衣溅满了您青春的热血。
您美丽的双眼依然不屈地圆睁着，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对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和对生命的无比眷恋！
密集的枪声伴随着解放军解放山城重庆的隆隆炮声，在山谷里久久地回荡。那枪炮声是为你们壮行！
那天同时壮烈就义的有许晓轩、江竹筠、陈然等近三百位共产党人。烈士的鲜血浸透了松林坡的土地，染红了歌乐山的岩石。烈士的英灵化作了巍巍青山、滔滔江河！
姨妈，本来您是被派到华蓥山支队工作的。那样，留在自己战友身边就会比较安全。可是，为了策反国民党部队，您坚决要求留在了最危险的重庆市，以《西南风》晚报的记者作为掩护来开展对敌斗争。
是伪装成学生的军统特务王仁德、谢世芳发现并通知特务机关来抓您的。妈妈说，本来您已改用了“黄琼兰”这个幼时的名字。
特务无意中发现您时，原来也没有把握，但狡猾的特务大喊了一声“黄细亚！”
您本能地回了一下头！就是这个致命的疏忽，使您不幸地落入了魔掌。
特务并没有当场抓您，本来您还是有机会脱身的，但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您留在了报社。
在集中营，您多次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你的母校重庆市立一中的党组织和地下党曾凭借在国民党内的关系展开过多方的营救活动。
但敌人放了很多人，却始终不肯放您和聂晶同志。因为您是震惊重庆的“四·二一”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
根据国民党西南区军统主要负责人沈醉的回忆：“在‘新世界’看守所中，黄细亚是案情最重的共产党员。”
妈妈说，你们三姊妹中，您最有才。文章写得好，诗也写得好，文章常被老师用来作范文。
你们姊妹情深。当年，你们走出湖南临澧老家，去重庆求学。由于穷，只能徒步前去，沿途还要讨饭吃。每讨到一碗饭，您总是先要妹妹吃。
妈妈每每说起这些往事，都要潸然落泪。
在狱中，您还用诗来鼓励难友和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同志们：“敌人，吃得了我的肉，啃不动我的骨头！”
“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以你诗的镰刀，去收割人类的幸福。牢记着吧！诗人，在凯旋的号声里，我们将会交换一个微笑……”
姨妈，您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五十九年了。您没有过上一天新中国幸福的好日子。然而，您用鲜血和生命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已经以崭新的巨人形象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
如今，您的同胞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全世界不管是那个肤色的人都不敢小瞧咱们！
您的身后无儿无女，然而您的亲人，还有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您。后来的这些年来，我们全家多次到您的墓前拜祭。
您的战友和恋人林志诚写道：“她活在人民的心中，向我们发出了永不败落的会心微笑。****毛主席以梅花比譬和赞颂革命者的高尚情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细亚烈士的一生是当之无愧的。”
这些年来，痴情于您的林叔叔始终难以忘怀您。他经常会由于缅怀您而长夜难眠，深更半夜爬起来深情地凝视着那条他精心保存了数十年的浸透了您青春热血的绑腿布带！
您英勇就义的第二天，是林志诚叔叔亲自为您收敛的遗体。当他轻轻地为您擦拭脸上的血迹时，您的嘴里突然涌出一口鲜血！
林叔叔热泪盈眶，悲怆地说，细亚！你是不是知道我来了，在向我做最后的诀别？
时光过了将近六十年，已八十高龄的林叔叔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些细节。
还有，邓小平同志、陈锡联同志亲自为您签发烈士证书。
您的母校重庆市一中为您举行了隆重的移灵仪式，并专门塑立了您的半身铜像。让您每天都能在校园里看到那么多像鲜花一样可爱的孩子在幸福地生活着。
每年的清明节，您的墓前和塑像前就堆满了鲜花。一群群清纯可爱的孩子都会前来深情地看望您，向您吐露心中的誓言。
就连崔永元在主持电影传奇的《在烈火中永生》那一集的时候，在节目的结尾时，也把您的照片和江姐等六位革命先烈的照片一同播出。
姨妈，您依然在我们面前真情纯洁地微笑着。
您依然是那样年轻、美丽和善良。
黄细亚姨妈，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