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中央红军长征女战士，只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非常尊重妇女的价值。这不是出于怜爱，而是她们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红星照耀之下赢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海伦·斯诺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在浩浩荡荡的长征队伍里，活跃着一批红军女战士，她们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念，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气概，走过万里征程，胜利到达陕北。
红军3个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有近2600名女红军，其中中央红军有32名，红二方面军有20多名，红四方面军有2500多名，红二十五军有7名，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幸存者仅有350余人！
女红军用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苦难进行着殊死抗争，描绘了一幅幅悲壮的中国革命画卷。
参加长征的32名中央女红军大都成为共和国妇女战线上的女杰！
这32位女红军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月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阚思颖、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萧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邱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
实际上经过组织批准的名单只有30人，为什么会有32名女红军参加长征呢？
原来有2名没有经过组织批准而是自己偷偷去的，1名是曾玉，另1名已无从考证了。
曾玉本来不在长征名单中，但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在出征的行列中时，竟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成为“编外”成员。
因为是“编外”，她没有口粮，没有装备，更没有马匹可以代步，只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对丈夫发自内心的爱，紧紧跟随着大部队。
曾玉的坚强和执着，深深打动了同路的女红军。蔡畅、邓颖超、贺子珍等人对她一路上照顾有加，匀一口饭给她吃，腾一个角落让她休息。既然已经走在一起了，就决不让她掉队！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需要符合中央内部规定的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是中共党员，思想政治上绝对可靠；
第二，必须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会做群众工作；
第三，身体强壮，能适应艰苦的环境。
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女性，就会接到去苏区医院体检的通知。
当时共有100多名女红军拿到体检通知，但经过严格的检查，身体条件最终合格的只有20人。
没有经过体检就直接列入名单的10人是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
其实，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
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金维映是中革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陈慧清是中共闽粤省委书记，贺子珍是中革军委机要秘书。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势，这些女红军提出了一句口号：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8块钱作为生活费。
“寄”，在当时是一个最可怕的字眼。女战士们不怕险山恶水，不怕饥寒疲劳，就怕一个“寄”字。
为了便于统一行动，红一方面军一出江西，便将女红军集中起来，成立了一支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和党支部书记的妇女队，她们自己照料自己。
由于条件的限制，组织上没有给她们太多的照顾，她们的待遇和男红军毫无二致，只是有的人偶尔可能会骑几天马。
最令人感慨的是，在这32人中，还有一个“小脚女人”，她就是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
她克服了一切困难，最终到达了陕北，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危秀英，是出了名的“小个子”，却是抬担架最多、救人最多的一位。
一次，邓六金发烧。一路上，危秀英将自己和邓六金的背包都背在身上，搀着极度虚弱的邓六金，还削了根棍子让她拄着。到了晚上，两个人依偎着仅靠半条毛毯取暖。
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
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她们相互扶持，最终走完了长征路。
令人惋惜的是，32名女红军中，李桂英和阚思颖在中途因故留了下来。
李桂英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领导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1936年12月底，由于叛徒告密，游击队被敌包围。李桂英与阚思颖被敌人冲散，先后身负重伤，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幸被捕。
李桂英和阚思颖被俘后，始终坚贞不屈。李桂英任凭敌人逼供引诱，就是闭口不言，以至敌人误以为她是哑婆，最后被辗转关押，送至国民党重庆“反省院”。
1937年9月，在中共中央的竭力营救下，她们才得以脱离虎口。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2名女红军中，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实际上只有30人走上了长征路。
最终，只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
来源 | 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