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醒群是 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妻子。
戴醒群 1917年出生在红安七里坪镇上戴家村一个书香门弟的家庭里。
戴醒群小的时候聪明机灵，深得全家人的喜爱。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就把她送到了当地一个私塾学堂念书。她的父亲戴叔先，是鄂豫皖苏区早期的一位医生，参与创建了第一所红军医院。堂兄戴克敏，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她从小就受到他们革命的影响，11岁参加了儿童团，并在伯父戴雪舫任校长的郭家河列宁高级小学读书。
1932年春，红军医院到该校招收看护员，戴醒群与同校读书的堂姐戴觉敏一起，瞒着家人，报名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医院的一名看护。经过一段时间刻苦地学习和实践，成为一名技术熟练的优秀医官。
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西进，留下大批伤病员需要治疗和看护，戴醒群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活动中。正在这时，一件给她带来极大痛苦的事情发生了，她的父亲戴叔先，在“肃反”中被莫须有地打成“改组派”、反革命，并不由分辨地被错杀了。父亲含冤而死，像一声晴天霹雳击伤了她的五脏六腑，她怀着沉痛而气愤的心情，对医院领导说：“院长，请你给我一支枪，让我上前线吧，杀敌牺牲才算光荣！再在医院干下去，说不定哪天我也被‘肃’掉了，我不想不明不白的去死。”表达了自己宁愿战死不愿冤死的思想。院长告诉她说：“医院就是我们的战场，我们把伤员的病治好了，他们回到前线又能杀死敌人，比你自己上前线的作用更大。”听了院长的话，她放弃了要求上前线杀敌的念头，决心安下心来在医院认认真真地干下去。
1934年，红二十五军离开苏区时，设在天台山地区的红军总医院里还收容了200多名伤病员，为了他们的安全戴醒群又主动留下，继续坚持后方医院工作。那时，总医院不仅缺少医伤治病的药品器材及生活用品，而且没有供伤员休养的安全稳定的环境，没有病房，没有固定地点，医务人员都是背着米袋子、干粮袋子、药包，抬着伤病员在山上到处打游击。有时连吃饭都很困难，她经常饿着肚子为伤员做手术，有好几次都晕倒在手术台上。
戴醒群这种忘我的工作态度，深深地感动了伤员也感动了医院的领导。1935年，当戴醒群18岁时，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由医官提升为医务主任。作为医务主任和当时医院里医术高明的医官，戴醒群的工作任务更重更忙，有时化装成男的，住在群众家里，为伤病员治疗，有时装作到地里干活，从这山头到那山头，为伤病员换药送吃的。为了克服医疗用品匮乏的困难，戴醒群想出了许多办法。自己动手，用山上的竹子削制镊子，用洋伞骨子制作探针。有时弄不到棉花敷料，就把破棉袄里的棉花撕下来，清洗消毒代用，或把破被单拿到山沟洗一洗，放在脸盆里煮一煮，用来作敷料。绷带也是用旧被单、旧衣服代替。治疗外伤的药品极少，硼酸、灰锰氧一类的药品很难弄到。她带领看护攀悬崖，爬峭壁，到深山老林里去采药，用中草药为伤员消炎治伤。
一有机会，她就把留在医院工作的青年集中起来，讲授有关医务学、药物学、绷带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教他们战场救护和简易外科操作。
戴醒群十分爱护伤病员，把伤病员看作亲人。有一次战斗结束后，有一百多名伤员被送到后方医院，戴醒群见状，立即把医务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头救治护理，她负责给一些重伤员做手术，那时，能做手术的医官很少，她一天要给十几个人手术，顾不得吃饭、睡觉，实在疲劳了，就地躺一躺，或用凉水冲冲头，又坚持继续做。红军战士张经发在一次战斗中，大腿骨被打断，弹头卡在骨头里，伤口化脓，经常病得死去活来，戴醒群得知，连夜翻山越岭，赶十多里山路，在简陋的条件下，细心地给张经发做手术，取出了碎骨和弹头。建国后，张经发每谈及此事，总是感激地说，我这条腿，要不是戴医生救治，恐怕早就完了，我也活不到现在。
戴醒群不但认真给伤员治病，而且千方百计照顾他们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敌人实行严密封锁，医院没有办法同山下的群众和便衣队联系，粮食匮乏，她就组织大家挖野菜、采树叶、摘野果充饥，把仅有的一点点粮食省下来煮粥分给伤员吃。在后方医院转移的时候，不管多么困难，多么紧急，她总是亲自参加担架队，抬着重伤员转移，想尽一切办法不丢下一个伤员。有时伤病员心情不好，脾气大，有时还骂人，甚至打人。戴醒群总是体谅他们，劝慰他们，精心给他们治疗。对一些重伤员，她亲自喂药、喂饭，还同看护一起拆洗绷带，给伤病员倒屎倒尿。
戴醒群就是这样以她高度的责任心，娴熟的医疗技术和周到细致、任劳任怨的医德医风克服重重困难，给伤病员以温暖和希望，使一批又一批的伤病员康复，重返前线。
1937年3月，红二十八军又送来一批伤员，给医院带来更大的困难，特别是敌人加强了搜山围剿，戴醒群只好将伤员化整为零，分别送到老乡家中隐蔽和治疗。没有药品，她就带着医护人员到深山老林里去采药，用中草药为伤员进行治疗，有时还躲进山洞里做手术。
一天，戴醒群在护送伤员去老乡家中时，被清剿队的敌人发现。她在与敌人交火时不幸负伤、被捕，敌人将她关押在县城监狱后，为了得到更多情报和伤员的隐藏地，对她进行严刑拷打，并将她的右手打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戴醒群同志不仅坚贞不屈，而且号召监狱的其他人员团结起来，与敌斗争，发挥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带领作用。
几个月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戴醒群被国民党关押半年之后，被释放了出来。
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被改编为新四军抗日第4支队，随后东进抗日。由张体学队长领导的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继续在根据地坚守，戴醒群被调至挺进队任医务主任，并于1938年底与队长张体学结婚，结为亲密的革命伴侣。
1938年12月，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为了在国共合作时争取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主动与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谈判，经过协商，决定将挺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张体学率领五大队，经过多次战斗，到1939年上半年，由原来的730人发展到1300余人。这时国民党军不仅不供给五大队武器装备和军需粮饷，而且于8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调集10倍于五大队的兵力，对五大队驻地夏家山重重包围，逼迫五大队退出根据地，并对五大队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夏家山事件”。
8月31日，五大队决定突围，敌人趁机猛攻，五大队在坚决抵抗后，分路各自突围。张体学带领警卫队、手枪队突围了出来。这时怀有身孕的戴醒群由于带领着伤员跟随其他分队突围，在途中她不幸被敌人抓住。当敌人知道她是张体学队长的妻子后，对她严加看管，然后多次劝她投降，要她发表与张体学队长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都遭到戴醒群的严厉拒绝和痛斥，她指着敌人团长的鼻子说：“你们这些卖国贼，不去打日本鬼子，来围剿抗日的新四军，你们的良心被狗吃啦。你们根本不配当中国人。”残暴的敌人，对她施行各种刑罚，要她供出张体学的去向，戴醒群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由于得不到任何口供，决定将她处死。灭绝人性的敌人，将她绑在一棵大树上，先用小刀割下她的乳房，然后用大刀割掉她的四肢，最后砍下她的头颅，残酷地将她分尸处死。这样，年仅22岁的戴醒群不仅自己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随她死去的还有一个孕育在她腹中的新生命。
张体学知晓戴醒群被敌人残害的消息，他为失去自己亲密妻子和腹中的孩子，悲恸欲绝。他强忍悲痛，收集突围出来的战友，合编入李先念领导的鄂豫挺进纵队。当同志们听到戴醒群英勇就义的事迹后，无不被她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张体学还专门写了一篇《纪念革命烈士戴醒群同志》的文章。高度赞扬她的就义，表现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