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洛雷斯·伊巴露丽，1895年12月9日出生于西班牙比斯开省加利亚泵尔镇，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出身于贫穷矿工家庭。年轻时思想变得激进。1918年第一次使用笔名(热情之花)发表文章。1920年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几经风雨之后，她成为共和国议会中的共产党议员之一。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她已因在街头发表激烈演说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并创造了共和国的战斗口号「不准法西斯得逞!」1939年佛朗哥取得胜利后，她乘飞机逃往苏联。多年来，她代表西班牙共产党出现苏联的党代表大会，直到1960年继任总书记为止，在1968年，她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佛朗哥去世和共产党合法化后，她于1977年回国。同年她重新当选为西班牙议会的议员，后因健康状况不佳而辞职，不过一直担任该党的荣誉主席直至去世。 伊巴露西对中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她的《热情之花回忆录》中的《致中国读者》中写道“……岁月在流逝.,许多事情也随之从记忆中消失，然而我在几十年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短暂的访问……却终生难忘"。“在西班牙内战战事犹酣的时期，我们收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代表中国人民给我们发来的亲切的声援电报，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来自战斗的中国的问候，给了我们人民武装力量以巨大的鼓舞。”"1949 年我因身患重病，在苏联一家疔养院养病，当时上海解放的消息传到我的病榻前。决心砸烂帝国主义压迫枷锁的共产党和人民长达30 年的英勇斗争达到了最高潮。我立即感到一这历史性胜利驱使 一切革命者要活下去，要做乐观主义者，要对我们事业的胜利充满信心。”这些充满感情的话语，充分体现了伊巴露丽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诚挚感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伊巴露丽曾两次来中国访问。1956 年，她率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共产覚第八次代表大会，亲切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在回忆录中她写道：“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很感人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接见了我们。这三个人各有特点：毛泽东是一位在自己身上把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惊人地融为一体的人物，他善于思考，对我们非常亲切。周恩来很活跃，很诙谐，眼睛闪烁着机敏的目光，他能讲-口流利的法语。朱德，这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他很敬佩我们，把我们看作战友。他们向我们介绍了中国的情况，取得的巨大发展和存在的严重困难。他们详细地了解西班牙反佛朗哥斗争的进展，了解我们党，我国人民的情况。”她曾1962年出版回忆录《唯一的道路》。1989年11月12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因病逝世，享年93岁。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戈麦斯诞生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比斯开省的一个叫加利亚尔塔的小镇的矿工家庭里。这个小镇的居民全是煤矿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伊巴露丽在镇上度过了她清贫的童年。
伊巴露丽的父亲安东尼奥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卡洛斯党人，擅长炸药开矿技术。被矿工们称为"炮手"。母亲胡利安娜是家庭妇女。伊巴露丽共有兄弟姐妹11人，她排行第八。正如她后来在回忆录的上篇《唯一的道路》中所说的，她是"矿工的孙女、矿工的女儿、矿工的妻子、矿工的姐妹"。父母为摆脱贫苦的地位，省吃俭用把送她进乡村小学读书。 每天 清晨，伊巴露丽要先放牧完牲口后，才能去学校读书。伊巴露丽15岁时中学毕业，由于身体状况较差，她还不能出去工作，但这意味着她会增加父母的负担。伊巴露丽不希望自己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靠父母养活，于是报名参加了一个教师培训学校，但由于父母交不起学费，不得不中途退学。她后来又去学了两年的裁缝，然后到镇上一个商人家做了三年的女佣。一次，她问妈妈，结婚是怎样一回事?妈妈告诉她; “我的女儿，结婚就是纺线、生孩子、哭泣.……”。这句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话在伊巴露丽心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童年时的伊巴露丽常去加利亚尔塔镇的工人中心，在那里学会了矿工们唱的歌曲，接触了矿工们的革命思想。投身于工人运动和革命事业，使伊巴露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激动。1915年，20岁的伊巴露丽同矿工、社会党人胡利安·鲁伊斯结婚。婚后，他们迁到莫索罗斯特罗市。1917年，伊巴露丽在该市加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同年8月，她积极参加了当地工人举行的大罢工。1918年，伊巴露丽开始 在《比斯开矿工报》、《阶级斗争报》上以笔名"热情之花"（音译"巴西奥那里亚"）发表文章，以她的犀利笔锋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她的文章受到矿工们的欢迎。从此，“热情之花” （巴西奥那里亚）就成了人们对她的爱称， "巴西奥那里亚"传遍了西班牙，后来更是越过西班牙国界，传到世界五大洲。伊巴露丽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内成为共产国际的支持者，并在索莫斯特罗市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
伊巴露丽接受共产主义，这对于她的家庭——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来说是一件十分难以接受的事情，伊巴露丽的兄弟姐妹不承认她是家庭成员，几乎与她没有什么往来。当伊巴露丽的生活陷入困顿的时候，向她伸出援手的，是那些矿工邻居们。当伊巴露丽生下三胞胎时，不得不在床上躺了18天。由于她的丈夫还被关在监狱里， 她的矿工邻居们轮流着来照顾她。他们为躺在病床上的伊巴露丽送来面条、鸡蛋、苹果、牛奶……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与伊巴露丽一样艰难。一位老矿工，虽然自己失去了工作不得不靠乞讨为生，但还是为伊巴露丽带来两码可以用来做孩子尿布的布料以及半磅巧克力。
伊巴露丽铭记着这些来自矿工们的情谊，她也对矿工们充满了深厚的阶级情感。有一位寡妇与女儿相依为命，她的女儿在毕尔巴鄂当家庭女佣，后来不幸得了肺结核。因为这种病具有传染性，邻居们都不敢到她家里去，每天只有她的母亲陪伴着她。在她生命的晚期，连神父都不愿意到她家里去。
有一天伊巴露丽在洗衣房里遇见了这位可怜的母亲，知道了她那可怜的女儿。第二天晚上，伊巴露丽安排好孩子上床后，就来到了这对母女的家中。她对那位疲惫的母亲说:“今天晚上让我来陪伴洛萨，你去休息一下吧。”洛萨的母亲惊讶地说:“你知道吗?我的女儿有肺结核。”“我知道，”伊巴露丽平静地说，“在这里的每个家庭都有可能会得上这种病的。”那位感激不尽的母亲终于可以上床休息一会儿了。
天刚蒙蒙亮，伊巴露丽赶回家，为家人准备好早餐。下午在床上稍稍睡了一会儿觉。一到晚上，她又来到了洛萨家替换她的母亲。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女孩离开人世。
作为一名女性，伊巴露丽能够在西班牙共产党内获得较高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在西班牙北部矿区的工人中具有崇高的声望，主要在于她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人的斗争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敢精神。
1934年10月，西班牙许多地区的劳动大众在共产党、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领导下，发动了总罢工和起义。在阿斯图里亚斯，工人们拿起武器袭击和占领了40多个民防军兵营，解除了民防兵的武装，在一些城镇，工人们还建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工农政权的旗帜飘扬了十几天，这次工人起义，被称之为“十月革命”。
为了支持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工人起义，1935年春，在巴黎举行了声援西班牙工人的群众集会。为了争取各国人民对西班牙工人运动的支持，伊巴露丽决心参加这次集会。
但是，前往法国的旅途充满了艰险。因为西班牙共产党仍处于非法状态，为了躲避边境上的巡逻士兵，伊巴露丽决定徒步穿越比利牛斯山前往巴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气候寒冷、潮湿，伊巴露丽和她的战友在一位向导的带领下，开始了徒步穿越比利牛斯山的壮举。山路崎岖颠簸，再加上没有月亮，伊巴露丽如同盲人一样紧紧跟随着向导，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坠落悬崖。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仅要躲避着山里的野猪和豺狼，更要防止被巡逻的边防战士发现。他们在翻越比利牛斯山脉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便是要在漆黑的夜里攀爬一座又一座陡峭的山崖，这些悬崖，即使在白天攀爬也十分危险，稍有不慎，便会坠落摔伤;其次是一条又一条的山间河流，正值初春时节，冰雪已消融，河水骤然上涨，冰冷刺骨。伊巴露丽在向导的建议下喝了一口酒，然后脱下鞋子，提起裙子，屏住呼吸踏进河里。她的两脚刚一接触到冰冷的河水，浑身就打了一个哆嗦。河水很深，河底都是尖锐的石头，湍急的河水冲击着伊巴露丽瘦弱的身体，她每迈出一步都十分艰难，好几次差点倒在水里。在经历了两天两夜的艰辛和磨难后，他们终于成功到达了一法国边境小镇。在法国同志的帮助下，他们坐上火车到达巴黎。在参加了巴黎的群众集会后，伊巴露丽又从原路返回了西班牙。
伊巴露丽在矿工中的声望越来越高，1936年2月16日，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举行大选，阿斯图里亚斯的共产党和矿工选举伊巴露丽作为他们的代表参加共和国议会选举，结果41岁的伊巴露丽当选为共和国众议员。这位“矿工的女儿和矿工的妻子”，成为西班牙历史上第一位进入议会的妇女。她的当选，引发了西班牙政坛的轰动，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妇女进入议会了。
作为国会议员的伊巴露丽，没有辜负矿工们对她的期待。每天，她的住处都堆满了来自矿工们的来信。伊巴露丽认真地读着每一封来信，了解矿工们的需求。
当选后的第二天，奥维多监狱发生骚乱，这里关押着上千名参与罢工的矿工，包括一些共产党员。被关押的矿工要求狱方将他们无罪释放，矿工的家属、朋友、同事们也在监狱大门前示威，要求监狱方释放被捕的工人。
伊巴露丽以国会议员的身份来到了奥维多，奥维多市的市长接待了伊巴露丽和她的同行者。市长面色苍白，抱怨道:“太糟糕了，那些犯人发动骚乱。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不流血地解决这件事。”
伊巴露丽说:“很简单，把他们释放。”
“什么?”市长吃惊地说。
伊巴露丽坚定地说:“只有一个办法，打开监狱大门。”
市长以不合法律程序为由加以拒绝。伊巴露丽独自一人来到了奥维多监狱，这儿已经加强了警戒，卫兵在监狱大门外还架起了机枪。
伊巴露丽穿过卫兵和机枪，来到监狱大门外，向里面的犯人喊道:“同志们，他们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你们，正准备向你们射击。”
说完，伊巴露丽开始翻越监狱大门，里面的犯人托住她的双脚把她接了下去。
“我会和你们在一起，直到你们每个人都获得自由。”伊巴露丽告诉那些惊喜万分的犯人。
市长和监狱长慌乱无措，不知如何应对。监狱长来到大门外，跟伊巴露丽商量:“你先出来，到办公室我们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伊巴露丽担心狱方只是想把她骗出去，加以拒绝:“我不会出去，除非这些犯人都得到释放。”
万般无奈的监狱长只好向伊巴露丽下保证:“我发誓，解决完问题你还可以回来。”
伊巴露丽这才走出牢房，来到监狱长的办公室。监狱长忧心忡忡地说:“一旦这些犯人都被释放，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伊巴露丽说:“我以国会议员的身份来承担责任。”
万般无奈的监狱长只好作出了让步，把监狱大门的钥匙交给了伊巴露丽。
伊巴露丽跑到监狱大门外，把钥匙高高举过头顶，大声喊道:“同志们，你们自由了!你们自由了!”
整个监狱的犯人全部跑了出来，他们争先恐后地要与伊巴露丽拥抱。犯人的家属、亲戚朋友们也都拥了上来，把伊巴露丽团团围住。
五月份，卡达维奥矿区的工人们又发动罢工，矿工们在井下拒绝出来。许多天已经过去了，井下的工人们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几个人已被送往了医院。西班牙共产党决定派伊巴露丽前往卡达维奥地区了解事态的发展。
伊巴露丽在几位矿工家属的陪同下来到了卡达维奥矿井，罢工工人们派出了一个代表，这位工人代表用一辆矿井作业用的四轮小推车把伊巴露丽接到了井下。
伊巴露丽见到了井下已罢工许多天的工人们，工人们见到伊巴露丽十分兴奋，他们向伊巴露丽说明了自己的要求，伊巴露丽向他们保证，她将一直陪同他们待在井下，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国会议员待在井下声援罢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矿区，甚至传到了阿斯图里亚斯市政府。最后矿方不得不做出让步，答应了工人们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
作为国会议员的伊巴露丽不论任何场合，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我是矿工的女儿、矿工的妻子和矿工的姐妹。”她时刻牵挂着矿工们的利益和安危。作为国会议员的伊巴露丽声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有些其他政党的选民也经常来找伊巴露丽帮助解决问题。有一次，一群没能及时交房租的人被房东赶到了大街上，他们找到了伊巴露丽。这群人并不是共产党的选民，但伊巴露丽仍然打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事发地点。她看到这些租户的家具都被搬了出来，每家的房门都被锁上了。伊巴露丽拿起一把锤子，就把一户房门的锁砸开了。在她的带动下，租户们纷纷开始拿起锤子，把所有的门都给打开了，他们重新搬回了房子。
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伊巴露丽担任国会议员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阿斯图里亚斯人们的心目中，她的形象永远是高大的，她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当四十多年后，结束海外流亡生涯的伊巴露丽再次回到阿斯图里亚斯时，80多岁的热情之花惊喜地发现，阿斯图里亚斯的人民依然没有忘记她，尤其是那些青年一代，虽然他们并不认识伊巴露丽，但都知道她当年打开奥维多监狱大门以及下到卡达维奥矿井支援矿工罢工的壮举。
伊巴露丽的身份是多重的，她首先是一个妻子与母亲，女性的善良与宽容使她的面庞呈现出圣母一样的慈祥与哀伤;同时她又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无神论者，脸上又带有着革命家的坚毅与硬朗。这些角色常常发生冲突，却又如此奇妙地在她身上得以协调，塑造了伊巴露丽独特的个人魅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伊巴露丽不仅是唯一以女性身份跻身领袖行列的人，而且还是一位很有个性和人格吸引力的领导人。她独特的成长历程，她身兼妻子、母亲、革命领袖与国会议员的身份，注定了热情之花将会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