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手时，她是清丽可人的新潮女性，叫高恬波；他是坚强儒雅的革命领袖，叫阮啸仙。
信仰默契的精神伴侣，风雨同舟的同志经历，感人至深的婚外情缘……。
七年后，柔弱女子惨死于白匪“披麻戴孝”的酷刑下；越五年，悲情丈夫牺牲在苏区硝烟弥漫的战斗中。一对红色恋人聚首泉台，令人扼腕感叹，唏嘘不已……
阮啸仙与高恬波的红色恋情
共同的理想，使阮啸仙与高恬波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五十多位党员之一，大革命时期与彭湃齐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的阮啸仙，已逐渐被世人所熟悉。由于各种原因，阮啸仙与高恬波两人间的红色恋情，却鲜为人知。其实，阮啸仙与高恬波，是中共党史上一对著名的英烈夫妻，被后人称为"红色伴侣".阮啸仙与高恬波相识，是从"五四"广州学生运动时开始的。 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为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连续几天，时为广东甲种工业学校（又称"甲工"）学生会主要负责人的阮啸仙，与刘尔崧、周其鉴等同学一起，组织一批进步学生，冲破学校当局的禁锢，率先走出校门，跑上街头，登台演讲，并到各大、中学校串联，号召学生们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行动。
阮啸仙，广东河源人，1898年8月17日出生于东江河畔一个叫义合下屯的小山村。他自小就品尝了生活的艰辛与苦涩，曾因军阀混战两次辍学在家务农。在县城读书时，十分崇拜苏武、文天祥等民族气节坚贞的民族英雄，所写作文常念国家之贫弱，人民生活之艰辛，立意高远，文笔精美，被国文先生称为"脱胎前辈"之佳作；尤其他善辞令、讲演，被誉为"可造就之才"，深受学校老师的喜爱。阮啸仙的才气，也深得县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秀才徐礼如的赏识。1917年秋，在徐老先生的周旋下，经亲戚保媒撮合，此时已经高小毕业回家务农、19岁的阮啸仙，与徐老先生的女儿——一个比阮啸仙年长一岁名叫徐琼荷的姑娘成了亲。
在老师们的引荐及家人的支持下，阮啸仙于1918年3月考入了"甲工"就读。当时正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第二年，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许多新事物新知识接踵而来。他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包括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等，深受教育和启发。由于年纪比其他同学长几岁，学习成绩又好，他在同学们中威望较高，被选为"甲工"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与刘尔崧、周其鉴等一批进步学生，一直站在爱国运动的前列，成为广州学生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
阮啸仙等人兴冲冲地来到广州妇孺产科学校不远处的一条街道时，正遇到一群女学生在一家商店门前集会。
这时，一个眉清目秀、留着短发的女学生，正站着大声地发表演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二十一条约是一个卖国条约！我们广大学生要团结起来，组织和发动各界群众，要求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坚决抵制日本货……"说完，领呼口号，群情激奋。
阮啸仙等人走上前去，也被这位女同学充满激情的演讲所感染，禁不住带头鼓起掌来。
"这位女同学是谁呀？蛮厉害的。"阮啸仙低声地问站在一旁的刘尔崧。刘尔崧也是河源人，他经常去拜访妇孺产科学校一位当老师的惠州亲戚，经常在他亲戚家里碰见这位女同学，大家也就认识了。他笑着轻声说："她叫高恬波，妇孺产科学校学生，是我亲戚的得意门生哩！"接着，他自豪地介绍道："听我亲戚讲，高恬波是惠阳人，她还是我们惠州同乡哩！"当时，河源、惠阳归属惠州管辖，且河源距惠阳只有40余公里，均属东江客家聚集地，民俗乡情相同，就连语言也相通，无形中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高恬波，原名高慕德，与阮啸仙同龄，老家在广东惠阳县秋长镇白石村一个叫高坳围的小山村。父亲高若汉，是一位医师，在淡水开过诊所，经营过"康和堂"西药房，并曾到广州博济医院坐过诊。据说高恬波父亲与孙中山有过交往。高母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高恬波共有8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三。
高恬波天资聪颖，幼时在家乡读书，成绩出众。受父亲影响，她尤喜习医术。17岁时，由父母包办，她嫁给了一个有钱有势丧偶的杨家阔少爷。高恬波不堪折磨，冲出家庭牢笼，逃到广州，在一个亲戚家里躲了起来。1919年春，在亲友的鼓励和全力资助下，高恬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妇孺产科学校学习。
在学校里，高恬波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奋苦读，认真钻研，如饥似渴地学习功课。她认真阅读了《新青年》、《中华新报》等进步书刊，受到新思潮的影响。由于她的家庭状况和自身遭际，她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很快就接受了这些新思潮新事物，眼界更开阔了，思想觉悟也迅速提高。"五四"运动爆发后，她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参加示威游行，走上街头演讲，坚决抵制日货，成为广东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
集会结束后，经刘尔崧介绍，阮啸仙认识了高恬波。
"这是阮啸仙，甲工学生会主席。"刘尔崧拉着阮啸仙的手，热情地向高恬波介绍道。
"晓得，晓得……"高恬波落落大方地向阮啸仙伸出右手，“你就是那个写得一手好文章、又很会演讲的阮啸仙……” "过奖，过奖！哪比得上你刚才那精彩的演讲啊！"阮啸仙握着高恬波纤纤细手，摇了摇，发自内心地赞叹道。
"刚结婚就到广州来读书，你也够狠心的！"高恬波咯咯地大笑起来。
阮啸仙被高恬波无拘无束的话，弄得不好意思起来。他又感到奇怪，大家第一次见面，高恬波就对自己的经历这么清楚。
"你怎么对我的情况这么了解？"阮啸仙好奇地问道。
"你是甲工学生会的主席，谁不知道你呀！"高恬波望着阮啸仙，向站在旁边的刘尔崧使了个眼色，又咯咯地大笑起来。
阮啸仙看天色已晚，准备回学校召集会议，研究成立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事宜。临走时，阮啸仙对高恬波说：“今后有很多事，请你这位同乡多支持！” "一定照办！"高恬波快言快语，爽快答应。
几天后，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又称"中上联"）正式成立，阮啸仙与刘尔崧、周其鉴为该会的主要负责人。"中上联"内设总务、宣传、教育、检查四科，在阮啸仙的推荐下，高恬波担任了宣传科的负责人。"中上联"在广东学生爱国运动中，起了实际的领导作用。
从此，阮啸仙与高恬波经常在一起畅道理想，商谈工作，议论时政，心通灵犀，总感到有说不完的话题。高恬波热情、开朗、大方的性格，深深地印在阮啸仙的心中。阮啸仙远大的志向，横溢的才华，以及他英俊倜傥的外貌和风度，也给高恬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冒着危险营救被捕同学，加深了高恬波对阮啸仙的印象
一次示威斗争中的特殊经历，加深了高恬波对阮啸仙的印象。
1919年7月初，阮啸仙等"中上联"负责人，组织带领各校学生，发动市民上街游行，号召抵制日货。高恬波与妇孺产科学校同学们也参加了此次示威斗争。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口号，并派人进入几家销售日货的"亡国公司"，搜出数十箱日货，集中在越秀南惠州会馆附近，当众放火烧毁。在场的数千名群众，齐声拍手叫好。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军警的镇压，并扬言要逮捕组织游行示威的组织者。7月14日，当数千学生和市民到省议会请愿时，几百军警包围了请愿的学生和群众，并开枪打伤了10多人，拘捕了学生50多人。
阮啸仙等人并没有退缩。他与周其鉴、刘尔崧等"中上联"负责人一起，发动各校学生，连续几天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愤怒控诉军警镇压学生的罪行，号召全体市民坚决抵制售卖日货。
高恬波积极响应阮啸仙的号召。在她的组织带领下，妇孺产科学校的女生们参加了阮啸仙组织的集会和游行。军警当局十分恐慌，派出大批军警上街，以"学生捣乱"、"维护社会治安"为借口，对示威学生再次进行镇压。高恬波等近百名学生，先后遭到拘捕。
军警当局的血腥镇压，更加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慨。
阮啸仙立即召集各校学生代表会议，共商营救被捕同学对策。当晚，他以"中上联"的名义，发动"甲工"、妇孺产科学校、广东公立法政学校、光华医药专门学校等500多名学生，到警察厅请愿，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在警察厅，阮啸仙走在队伍最前头，领呼"爱国无罪"、"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并要求警察厅长出来面见请愿学生。
警察厅长知道下令拘捕示威学生，已经触犯了众怒，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不满，有些团体还派出代表慰问受伤和被捕的学生。他害怕事情越闹越大，后果难以收拾，不得不出来与请愿的学生们见面。
阮啸仙义正词严地质问："学生爱国何罪之有？勾结洋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无罪，学生爱国反而有罪，这是什么国法？"警察厅长被问得哑口无言，涨红着脸，推脱道："我也是受上峰指令办事的，请大家冷静……"阮啸仙紧追不放，大声说道："就是你亲自下令拘捕学生的！今晚你若不下令释放被捕学生，我们将继续到广州军政府示威请愿！后果你自己负责！"警察厅长见学生们情绪激动，也不敢再强硬。
由于阮啸仙等人的据理力争，加上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警察厅长不得不将拘捕的学生全部释放。
看到高恬波等同学全部释放，阮啸仙深感于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心中极为兴奋。
高恬波自被抓以后，一直牵挂着阮啸仙等同学的安全。特别是传言军警与警察厅点名要拘捕阮啸仙，她十分担心阮啸仙他们会遭到不测。意想不到的是，阮啸仙竟不顾自身安危，亲自率领同学们前来营救，敬佩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看到阮啸仙安然无恙，悬在她心上的一块石头，也顿时落了地！
同学们虽分别只有几个小时，但劫后重逢，个个激动万分。阮啸仙与被释放的同学相互拥抱着、欢呼着，共同欢庆这来之不易的斗争胜利。
高恬波也十分兴奋。她本想上前对阮啸仙说点什么，但不知怎么的，当站在阮啸仙面前时，脸却霎时红了起来，平时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的她，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高恬波的不幸婚姻，促成了阮啸仙几篇大作的问世
转眼进入了1921年秋。
这一天，高恬波来到"甲工"，与阮啸仙商量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宣传之事。在交谈完工作之后，高恬波又一次详细地向阮啸仙谈起了她的身世。
"你真了不起，仿效起勇敢的娜拉，离家出走到广州来了！"阮啸仙听完高恬波的经历，感慨地说。
"人家跟你说真的，你却取笑我……"高恬波知道阮啸仙未理解她的本意，着急得直跺脚。
"我不是取笑你，我是敬佩你，真的！"阮啸仙接着说，"封建礼教是迫害女子的罪魁祸首，我们青年，就要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去争取自主的婚姻！"在陈独秀等人影响下，这段时间里，阮啸仙不但反复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经典著作，还阅读了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文艺作品，尤其喜爱苏俄小说。于是他萌发了用文艺的形式来进行革命宣传的想法。
高恬波离开后，她不幸的婚姻经历，一直在阮啸仙脑子里打转。中国妇女这种毫无自由、遭人摆弄的婚姻，令阮啸仙百感交集。对！应该拿起自己的笔，像郁达夫他们那样，用文学的形式，把封建礼教迫害女子的罪恶予以揭露！
当天晚上，阮啸仙一口气写了一篇纪实体小说，取名为《一个奋斗的女子》。此篇小说，阮啸仙以高恬波为原型，以"五四"广州学生运动为背景，用"我"第一人称，塑造了"产科医学生"、“学生联合会职员”——"钦道"追求婚姻自主的艺术典型，形象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精神及肉体摧残的罪恶，热情赞颂了勇于反抗、追求幸福、争取婚姻自主的精神。小说通过"我"大声疾呼：“天下最可怜的是强不爱以为爱”，"夫妇是爱情和理性的结合，是男女两性最大的幸福，金钱和势力——作官，是不能占两间的位置。结婚与不结婚，是爱情和没爱情的问题，是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买卖式势利婚姻，是没有价值的。"小说结尾，阮啸仙从主人公"钦道"的个人不幸婚姻，联想到社会问题的揭露和解决，直言呼吁："政府是靠不住的，总靠我们大家觉悟起来，直接去行动——奋斗——牺牲——来解决困难问题！"这篇小说，是阮啸仙诸多著述中唯一的一篇小说体文章，也是他采取文艺表现形式作为宣传手段的初次尝式。
第二天，阮啸仙把这篇小说给了刘尔崧、周其鉴等同学征求意见。大家都说，利用文艺作品进行革命宣传，是一个好办法。并建议把它搬上舞台，让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年更容易接受革命道理。
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在广东开始广泛传播，但新文学运动的新风却没有大规模地吹入广州文坛，官办的报刊杂志还充斥着旧文学陈腐霉烂的气息。此时，阮啸仙与刘尔崧等人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思潮的活跃分子，并以所就读的"甲工"学校为舞台，组织学校进步学生，开展了轰动一时的要求读书、整顿校务、改造学校、驱除校长的著名学潮，开始了"改造社会"的大胆尝试。从改造社会的政治需要出发，以文艺形式宣传革命，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阮啸仙接受了刘尔崧等人的提议，当天就开始构思创作。花了近两天时间，他又创作了一幕六场话剧，取名《爱情是什么？》在这个剧本中，阮啸仙更多地致力于揭露社会问题。他把妇女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与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分析了个人婚姻悲剧的社会原因，并以剧中主人公的口吻，号召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斗争——“提出条件，去和资本家商量，要他们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价，一切工场的支配，要我们工人来参预。” “在黑暗社会支配底下，没有翻身出来的时候，都要抱着自己的毅力，来奋斗牺牲，要超越环境，开辟理想的新社会。别要为环境所征服，俯首贴耳，任人宰割下去。” "为求解脱女界数千年羁绊，宁愿负不孝之名，我不牺牲，谁当牺牲！“阮啸仙采用小说、戏剧等文艺形式作为宣传革命的手段，用最容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方式描写现实生活和斗争，在广东新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1922年春，阮啸仙与张善铭、周其鉴又发起筹办了《工业杂志》，《一个奋斗的女子》、《爱情是什么？》同时发表在该刊创刊号上，引起广大青年的强烈共鸣。高恬波专门跑到"甲工”，向阮啸仙要了几十本《工业杂志》，带回妇孺产科学校，分发给各班组同学，大家纷纷争相传阅。
高恬波想不到，自己不幸的婚姻，竟促成了阮啸仙几篇大作的问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志向远大、多才多艺的阮啸仙，更加引起了高恬波的特别关注。
前线慰劳将士，阮啸仙与高恬波成为新闻人物
1922年秋，阮啸仙从"甲工"毕业后，受广东区委的指派，随即投身工人运动。9月，他与冯菊坡、刘尔崧、周其鉴等人，在广州惠福中路玉华坊中路，创办了"爱群通讯社"，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的公开活动机关。翌年2月，在阮啸仙等人的积极筹备下，广东工会联合会又在广州仙邻巷成立。正在阮啸仙四处奔波，准备为工人运动大干一场的时候，时为中央局总书记的陈独秀，决定委托在青年中享有较高威望的阮啸仙负责整顿健全广东团组织。
阮啸仙在"甲工"组织学生爱国运动时，曾以"中上联"的名义，邀请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时为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到校作过演讲，受到"甲工"学生的热烈欢迎。会后，阮啸仙与周其鉴等同学把陈独秀演讲记录进行了整理，分两次发表在广东党组织机关报《广东群报》上。这是阮啸仙第一次见到陈独秀。阮啸仙那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敢于负责的精神，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阮啸仙十分感谢党中央和陈独秀对自己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于是，他在兼顾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广东团组织进行了整顿，使团的面貌焕然一新，团员的数量也逐步增加。阮啸仙在广东青年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被选举为团广州地委书记，代行团广东区委书记职权。1923年6月后，他先后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团广东区委委员长。在此期间，高恬波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党的"三大"召开期间，团广东区委在广州司后街45号成立了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阮啸仙任书记。时为团的活动积极分子的高恬波，也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啸仙经常为社刊《新学生社》撰写文章，揭露时弊，宣传革命，启发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高恬波积极协助阮啸仙，校对文稿，分发社刊，联络青年，发展团员，尽心履责。在阮啸仙、高恬波等人的努力下，广州市各大中学校先后建立了支部，各市县也成立了分社，社员发展迅猛。该社最初成立时，只有广州市内的一百多人，不到一年就发展壮大到五六千人，人员遍及广州、广西、福建等地，成为青年和学生界推动革命运动的一股强大力量，对协助孙中山的革命政府镇压反动军阀也起了重大作用。
这年11月，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残部洪兆麟、杨坤如，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反攻广州。大元帅府下令反击，孙中山亲临前线指挥，与敌在东莞石龙墟一带作战。为鼓舞士气，阮啸仙等人组织了以"新学生社"社员和青年团员为核心的"青年慰劳队"30多人，前往前线慰军。高恬波积极报名参加，是慰劳队中唯一的女性。
出发前，阮啸仙向全体慰劳队员作了动员。他说："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中国内乱的根源，不打垮他们，中国便无安宁之日。我们青年，要以我不牺牲、谁当牺牲的精神，去和恶魔决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运动！"高恬波代表全体慰劳队员，表示了决心。她大声地对队友们说："现在前线士兵正与敌人浴血奋战，他们缺医少药，供给困难，需要我们去补充。让我们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吧！"当时，盘踞在石龙附近的敌军，凭借沙包工事，封锁了交通要道。因战事频繁，道路两旁仍有不少尸体未收殓，经烈日曝晒，恶臭难闻。慰劳队员大都是刚走出校门、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他们目睹此种惨状，不敢向前。
在这关键时刻，阮啸仙从队员手中夺过旗帜，奋不顾身地带头冲锋。高恬波紧随其后，边冲边大声高喊："同志们，冲上前去！"在他俩的带动下，全体队员冒着枪林弹雨，一个个背着慰问品，直往前线阵地上冲去！敌军乱了阵脚，还未弄清是怎么一回事，慰劳队已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来到了浴血奋战的前沿阵地。
革命军受到极大鼓舞，个个士气大振，终于击溃敌军，收复了石龙墟，粉碎了敌人妄图反攻广州、扼杀革命政府的图谋。阮啸仙率领青年慰劳队徒手退敌的故事，一时轰动了广州。而高恬波的勇敢行动，也被人们所称颂，并受到团广州区委和中共广东区委的表扬。
在共同的革命中，高恬波与阮啸仙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尤其是阮啸仙在危急时刻表现出的那种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精神，更令高恬波敬佩不已！她莫名其妙地感到，只要与阮啸仙在一起，就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一种特殊的难于言状的东西，时刻撞击着她，且越来越强烈……
无私的真情，阮啸仙与高恬波结为“革命伴侣”
阮啸仙自幼身体欠佳，体质先天不足。投身革命后，繁重的工作任务，长时间的紧张与劳累，使本来就很差的体质雪上加霜，身体在不知不觉中消瘦，经常失眠盗汗，有时还咳嗽不止，有几次竟然还咳出血来。同志们劝他休息，阮啸仙不以为然，总觉得工作放不下。
这一切当然瞒不过细心的高恬波。在她的再三催促和陪伴下，阮啸仙到医院作了一次检查，医生诊断阮啸仙患的是肺结核病。高恬波拿着医生开的诊断书，望着日渐消瘦的阮啸仙，心急得直掉泪……
从"中上联"成立，高恬波担任教育科兼义学负责人之后，她就经常与阮啸仙在一起学习、工作。作为一个细心的年轻女子，她从一开始认识阮啸仙，就特别关注他，把他当作自己学习的师兄和楷模。在广州妇孺产科学校毕业，当选"新学生社"执委会常务委员后，她几乎天天与阮啸仙在一起，谈工作、谈生活、谈未来，总感到有说不完的话题，并暗暗向阮啸仙的同乡打听他老家的家庭状况。她也犹豫过。但当看到自己倾心爱慕的人长期这样紧张劳累地工作，整天咳嗽不止，她感到十分痛心。曾经多少个夜晚，她都因此而不能入眠。
从阮啸仙第一次因劳累咳血那天起，高恬波就暗暗作出决定，要把照顾阮啸仙的健康当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为此，她在忙完紧张工作之余，几乎天天跑到阮啸仙住地看望他，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催促他按时服药，叮嘱他要注意休息，并多次暗示了自己心底的想法。同时，对于饮食、衣物等生活方面的问题，以及文稿缮清、文件收发、通讯联络、会务杂事等文秘工作，她更是处处主动地承担起来。
这一切，既是出于情愿，也是受组织的委派，高恬波没有半点怨言。
对高恬波在工作中的鼎力支持，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阮啸仙一直心存感激。特别是高恬波多次有意的语言暗示，阮啸仙早已看出高恬波的情意，但他不敢接受这份爱。原因很简单，阮啸仙在河源老家有一个比自己大一岁的妻子！这门婚事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的亲，但妻子在家侍候公婆、勤俭持家，默默支持自己求学，也算得上是个贤惠的妻子。尽管老家阮氏家族习俗允许，家中父母及妻子也不反对，但阮啸仙总感到若答应高恬波，则有愧于老家妻子，对高恬波也不公平！此外，自己患上了肺结核病，这样既会影响高恬波的工作，也会拖累她的生活！面对高恬波的深情厚意，阮啸仙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之中！
其实，高恬波当时确实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但她下定了决心，为了更悉心照顾阮啸仙的健康，她主动坚决地向党组织提出要与阮啸仙结合的请求。
鉴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婚姻状况，出于对阮啸仙身体健康及工作需要的考虑，党组织同意了高恬波的请求。不久，也就是1923年冬，阮啸仙与高恬波结为革命伴侣。
阮啸仙与高恬波结合后，为了不妨碍革命工作，高恬波主动到医院做了绝育手术。为纪念这特殊的日子，两人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照。照片上，英俊消瘦的阮啸仙与恬美秀丽的高恬波，牵手并肩依偎在一起。北京中国博物馆建国初期曾陈列过这张纪念合影。每个看过这张合影照的人，都会被这对革命伴侣真挚感人的故事所感染。
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高恬波与阮啸仙形影不离
阮啸仙参加党的“三大”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农委书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他按照党组织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兼任国民党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由于他身兼数职，工作极度繁忙，经常抱着病体，四处奔波。
高恬波陪伴着阮啸仙，在工作上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在生活上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在阮啸仙言传身教的影响下，这年春天，她经过革命风浪的锻炼和考验，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从此，她与阮啸仙一起，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业中。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高恬波按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担任妇女部部长的是国民党左派何香凝，邓颖超、蔡畅等人也在广州从事妇女工作。此时，阮啸仙也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彭湃为秘书，具体协助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开展农民运动工作。而妇女部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从事农民运动。高恬波积极肯干，既是何香凝的得力助手，也可以说是阮啸仙、彭湃的得意弟子。
为了适应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培养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倡议和主持下，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从1924年到1926年，在广州先后举办了一至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阮啸仙兼任历届教员，并主持了第三届农讲所的开办。
1924年7月3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所址在广州越秀南路53号惠州会馆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为了开展农村的妇女运动，何香凝指派高恬波参加了第一届农讲所的学习。这一届农讲所主任由彭湃担任，教员除阮啸仙外，还有谭平山、罗绮园及鲍罗廷、佛朗克、加仑等著名人士。学员有38名，都是“五四”时期的活动积极分子以及从事农工运动的青年。全班只有2名女学员，除高恬波外，另一个是李曼如。
在农讲所里，高恬波与学员们一起，学习农民革命理论，研究农民运动策略，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开展农村社会调查，组织学员参加各种文体活动，是农讲所里最勤快、最活跃的学员。在这期间，阮啸仙在台上讲课，高恬波在台下听课，课间课后还经常在一起探讨研究问题，那情形令学员们称羡不已。
第一届农讲所至8月21日结业，历时40多天。在结业分配时，高恬波再三请求到农村工作。于是，组织上决定让她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负责粤北、海南及东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宣传发动工作。
在此期间，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的阮啸仙，也经常到广东各地农村指导农民运动。阮啸仙与高恬波两人经常同行，跋山涉水，不辞辛劳，深入农户了解情况，宣传革命，号召农民团结一致，成立农民协会。他俩曾一道去过花县的许多村庄，在九湖、联安、元田、杨村等地走村串户，与农民促膝谈心，关心群众生活，组织农民协会。该县农民协会召开成立大会时，他俩还代表农民部到会祝贺。阮啸仙还专门为大会书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坚韧卓绝为吾人本色”，下联为“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十分醒目地贴在会场大门两侧。
贫苦农民十分爱戴为穷人撑腰的阮啸仙，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他哈哈笑，财主见他哇哇叫！”而高恬波每到一地，都很快学会并运用当地方言与农民交谈，用自己掌握的医术给穷人治病。由于她讲道理深入浅出，还使一些妇女久治不愈的妇科疾病得到治疗，为农民产妇接生，因此农妇们都十分喜欢她，称她 “活观音”。
高恬波为妇女解放四处奔波，阮啸仙鼎力支持
阮啸仙在积极指导和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还全力支持高恬波从事妇女解放运动。
早在“甲工”读书期间，阮啸仙就对妇女解放运动极为关注。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创作了《一个奋斗的女子》、《爱情是什么？》等小说、剧本，倡导妇女思想解放，主张婚姻恋爱自由。担任团广东区委负责人之后，他更是在实际工作中推动妇女团体的建立，促进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1924年11月，团广东区委妇女支部成立，高恬波任广东妇女支部第一任书记。她以支部成员为骨干，团结广大女界青年，发起成立了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接着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广州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妇女训练班等新兴的妇女团体。阮啸仙十分支持高恬波从事这些妇女团体的活动，并派遣团员到女权运动大同盟、女子织袜工会等妇女团体开展工作，团结广大女工参加斗争。
为发动妇女加入农会，阮啸仙以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与高恬波一起，经常深入到花县、东莞、顺德、鹤山、惠阳和香港等地视察，找妇女谈心，鼓励农村妇女不仅要支持丈夫参加农会，而且自己也要投入组织，参加妇女解放协会，争取自由和解放。
在指导各地农民运动开展的同时，阮啸仙还特别嘱咐高恬波多注重妇女运动，帮助花县等地妇女建立团体。在他俩的积极努力下，花县等地妇女运动迅速发展，涌现出一批新型的农村妇女，有的到了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了使高恬波一心一意投身革命，不受家庭、孩子的拖累，阮啸仙十分支持高恬波到医院施行了绝育手术。
正是由于得到阮啸仙的支持和关心，高恬波将全部精力投身到妇女解放运动中，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她在全力协助何香凝处理妇女部日常事务的同时，还经常到工厂、学校、群众家中与妇女们谈心，陪同何香凝到工厂调查女工生活状况，并负责筹办广州贫民医院，免费为赤贫妇女治病。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她深入到罢工工人宿舍，了解女工们的疾苦，并提交了要求解决女工分娩享受产假、工资照发等问题的议案，得到了省港女工大会的通过。沙基惨案发生后，她接到何香凝的指示，立即带领贫民医院的几位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抢救。伤者的鲜血沾满了她的衣衫，但她毫不畏惧，指挥大家紧张有序地抢救伤员。为做好香港罢工女工的安置工作，根据高恬波的建议，妇女部成立了罢工女工传习所，创办了草鞋厂、洗衣厂和缝纫厂，发动女工白天做工，晚上学习，做工的收入一律分配给女工，解决了罢工工人的燃眉之急。
阮啸仙与高恬波还十分关心罢工工人的文化生活。高恬波在读书期间就是一个文娱活跃分子。当她了解到工人们都很喜欢看戏，就提出组织民间剧社，阮啸仙十分赞成。于是，高恬波与阮啸仙一起商量研究，物色演员，编写剧本，组织排练节目。有时他俩还同演员们一起登台演出。
由于阮啸仙等人的大力支持和高恬波的积极努力，妇女工作得到了妇女部何香凝和中共广东区委的高度肯定。何香凝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赞叹道：“阮啸仙同志和廖仲恺一起做工农运动，不遗余力。”“当时我担任妇女部部长，深知高恬波同志是妇女中一个很勤劳努力的干部。当时也在广东做妇女工作的蔡畅同志、邓颖超同志，也深知此人的忠厚努力。”而阮啸仙在高恬波的大力协助下，足迹遍布东江、西江、北江等广大农村，努力宣传、训练和组织农民，与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彭湃、周其鉴、黄学增，被誉为广东省的“四大农头”，为广东早期农民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阮啸仙组织农团军，高恬波随军北伐
北伐战争前夕，阮啸仙加紧在广东各地农村推动农民运动，组织农团军，以策应北伐。高恬波则在何香凝、邓颖超发起的“军人家属妇女救护传习所”工作，为北伐军培训战场救护人员。
该所设在广东大学医科学院内，队员由“军人家属妇女救护传习所”的学员中挑选组成，共有学员120多人。高恬波负责教授包扎技术，并协助管理该所事务。何香凝、蔡畅等人也前来亲自授课。
1926年夏，“军人家属妇女救护传习所”学员结业后，妇女部决定成立北伐妇女救护队，随北伐军出发。高恬波带头报了名，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夫人也参加了救护队。这支救护队队员共13人，其中10人是讲习所学员。救护队组成后，大家一致推选高恬波担任救护队队长。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浩浩荡荡地从广州出发。高恬波一身戎装，匆匆与阮啸仙话别后，率领救护队员，随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出发。
高恬波在读书期间，曾与阮啸仙等人率领“新学生社”队员赴东莞前线慰军；参加农讲所学习时，又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长途行军并不困难。她沿途领着大家高唱《国民革命歌》，到达宿营地休息时，她就带着救护队员检查病号、护理伤员，受到广大官兵的赞扬。
8月26日，北伐军第四军6个团发起对汀泗桥的总攻击。第四军连续冲锋十几次，造成人员重大伤亡。高恬波率领救护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在阵地上抢救伤员。在转移伤员时，她不幸左腿中弹，顿时鲜血直流，剧痛难忍，昏倒在地。当苏醒过来时，她强忍伤痛，包扎好伤口，把伤员驮在自己背上，一步步地爬回北伐军阵地。她舍己救人的壮举，让在场的官兵感动不已。
北伐期间，高恬波辗转湘、鄂、赣三省之间，行程万里。她和救护队的事迹在北伐军中广为流传，官兵们称赞救护队为“救命队”，称赞她是救护队的“女将军”。当时的《民国日报》曾作过专题报道。
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决定移主力于东南战场，集中兵力围剿大军阀孙传芳部。随后，高恬波率领救护队，随军转战江西，进驻南昌。
高恬波参加广州起义，阮啸仙发动仁化暴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4月15 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向革命者举起了屠刀。广州顿时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之中。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阮啸仙被选为大会代表，但此时他由于劳累过度，肺病复发，未出席大会。党组织决定，派高恬波从江西回广州，护理病重的阮啸仙。于是高恬波从南昌回到了广州，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阮啸仙虽未参加大会，但因在党内久负盛名，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5月14日，又接到党组织的通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阮啸仙与毛泽东等9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5月2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讨论广东工作和组织问题时，决定由阮啸仙、彭湃、穆青等组建中共广东省委。由于南京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将阮啸仙列为通缉的179名共产党主要干部之一，阮啸仙叫高恬波向党组织转达了立即出院、请求工作的迫切要求。党组织同意他们转移到农村。
阮啸仙与高恬波转移到粤北农村，一边养病，一边开展秘密斗争。直到这年的10月中旬，阮啸仙才转移到香港，参加了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工作。而高恬波则继续留在广州，开展党的地下斗争。
1927年12月11日，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原农讲所教员恽代英、周其鉴等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和战斗指挥工作。起义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高恬波与农讲所许多学员一起参加了这次起义。按照起义分工，高恬波的任务是把妇女发动起来，组织成立救护队，负责战地伤员护救。
当时，形势异常严峻。反动派从四面八方向革命据点进攻，战斗愈来愈激烈，伤员也越来越多。高恬波率领救护队姐妹们为抢救伤员，三天三夜未曾合眼。由于敌人的疯狂反扑，起义最终失败，起义军撤出广州。高恬波跟随起义军余部撤至赣粤边境。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央曾决定派阮啸仙、高恬波去苏联学习。但阮啸仙感到国内革命斗争更需要自己，他向党组织汇报了到粤北山区仁化县组织农民暴动的行动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的支持。1928年1 月，阮啸仙从香港辗转到达韶关仁化，在白色恐怖下恢复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经过艰苦的工作，他在仁化县成功地举行了农民暴动，建立了安岗区苏维埃政府，并亲任主席，还组建了一支革命武装——广东工农革命军北路第一独立团。
高恬波随广州起义军转移到江西后，再次被派往南昌，参加中共江西省委领导工作。从此，阮啸仙与高恬波天各一方，彼此失去了联系。
高恬波惨遭杀害，阮啸仙悲痛万分
高恬波之所以再次被派往南昌，是因为当时江西省委屡遭破坏。特别是九江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损失惨重，曾一度陷于瘫痪状态。高恬波随北伐军攻抵江西后，曾在南昌工作过一段时间，对江西党组织有一定的了解。此外，江西党组织遭受多次破坏后，领导力量十分薄弱，人才异常缺乏，尤其缺乏象高恬波这样能文能武的妇女干部。为此，中央决定高恬波作为中央特派员，参与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工作。
高恬波除继续从事妇女工作外，还兼任秘密交通、会计、庶务等，经常来往于南昌、九江、赣州等地。在省委的领导下，高恬波与同志们一起，积极恢复各地党组织，发动开展秘密活动，组织各地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不到半年时间，九江地区就形成了以岷山为中心的赣鄂五县根据地。
1929年11月，由于叛徒出卖，江西省委再次遭敌破坏，致使省委、南昌市区委及团省委秘密机关许多干部被捕，后又牵连到赣东北特委及九江等地党组织，省委书记沈剑华、工委书记胡子寿、巡视员张世熙等数百名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捕后惨遭杀害。江西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空前劫难！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高恬波将情况迅速电告中央，并细心观察敌情，随时保持与上级的联系。
12月25日，高恬波在南昌市区执行联络任务时，不幸被叛徒发现而遭逮捕。
当时，正在南昌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国民党军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获悉抓到了“广东农民运动头目”、“共党要人”阮啸仙的妻子，欣喜若狂，便决定亲自审问，妄图从高恬波身上获得“重大情报”。
张辉瓒自以为高恬波是个女子，比较容易对付。他先是假惺惺地说：“你还年轻，只要交出江西省委的组织名单，告诉我们你丈夫的行踪，就可以马上释放你，还可以做大官……”
高恬波正气凛然，两眼喷着烈火，“啪”的一声，一记重重的耳光，落在张辉瓒的脸上：“这就是我的回答！”
张辉瓒气得浑身发抖，摸着火辣辣的脸，咆哮着命令刽子手给高恬波施以重刑。狱卒们将高恬波的衣服扒光，捆住手脚吊起，用带钉的木棍狠命地抽打！很快，高恬波全身血肉模糊，痛得昏死过去……
高恬波苏醒后，刽子手们又在她身上密密麻麻的血窟窿上涂上盐水，再用粗麻布贴在血肉模糊的身上，等麻布与伤口完全粘在一起后，接着再继续审问。这种酷刑，号称“披麻戴孝”，残暴之极，令人发指。
然而，不管是威胁利诱，还是酷刑拷打，高恬波始终横眉冷对，没有透露半点党的机密。
刽子手胆颤心惊，狂叫道：“高恬波，难道你就不怕死吗？”高恬波坦然地回答：“落到了你们手里，就没有想要活着出去！”刽子手恶狠狠地说：“要死也不让你死得舒服……”刽子手残忍地将缠在高恬波身上的麻布，一条条地连血带肉撕扯下来……
就这样，高恬波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铁骨铮铮的女共产党员，阮啸仙的亲密战友和革命伴侣，在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中，壮烈牺牲了！这一天，正好是 1930年元旦。
阮啸仙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按周恩来的指示，留在莫斯科整理总结韶关仁化农民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经验材料，直至1930年1月初才回国。当他获悉高恬波壮烈牺牲的噩耗后，万分悲痛，借用杜甫《蜀相》里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两句诗，表达对最亲密战友的怀念之情。
党组织为了悼念高恬波，激励后人，于1930年1月11 日，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第69期上，发表了《悼念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一文。文章高度评价了高恬波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认为“高恬波同志悲壮的牺牲”，在“我们的女战士的队伍中有不能填补的伤痕，这是我党的巨大损失！”
高恬波牺牲后，阮啸仙强忍失去亲人的悲痛，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前往东北执行重建辽宁省委等重要任务。 1931年1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阮啸仙虽在白区工作，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63个委员之一。1933年冬，阮啸仙奉命调到中央苏区工作，并于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一起参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1934 年10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阮啸仙奉命留在苏区，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委，与项英、陈毅等人一起领导赣南游击战争。1935年3月6日，阮啸仙在指挥部队及省委机关人员向赣粤边界的油山突围时，不幸壮烈牺牲！
“革命伴侣、英烈夫妻”的革命业绩已经成为永恒的丰碑
高恬波、阮啸仙相继牺牲后，了解、熟悉他们的同志都感到万分痛惜。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一同突围上油山的陈毅，在惊悉阮啸仙和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先后牺牲的噩耗后，于1935年4月含泪写下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表达了他对昔日战友的悼念之情：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安全。
曾领导过高恬波工作的何香凝，也于1961年撰写了《回忆高恬波、阮啸仙》一文。文中写道：“ 他们夫妇二人，为了工、农、妇女等民众运动，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积极努力、百折不挠地做了很多工作，对革命有过不少贡献，可以留名于后世。他们的牺牲，极为可惜。”
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等，都撰写了回忆文章或接受访谈，以各种方式缅怀和纪念这对“革命伴侣、烈士夫妻”的壮丽人生和革命情怀。
1985年，阮啸仙的结发妻子、时已88岁高龄的徐琼荷，应河源家乡有关部门的邀请，与阮啸仙的胞弟阮致中，共同署名撰写了一篇题为《怀念啸仙》的纪念文章，深情缅怀阮啸仙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业绩，介绍了他们在广州共同生活的情景，并披露了一段她机智掩护阮啸仙、高恬波脱险的经历。文中写道：
（1925年）下半年，接到啸仙从广州拍来的电报，叫我带小孩到广州去。我带着五岁的儿子阮乃纲，从河源坐船，几经转折到了广州，和啸仙、高恬波组成了一个家庭，住在广州仰忠街兰畹。为了使啸仙和恬波专心搞好革命工作，我挑起了家务重担。那时啸仙的肺病已很严重，且时常发作，却日夜奔波，勤勤恳恳地为革命工作。他和恬波经常早出晚归，常使我担惊受怕。初来，家庭生活过得较愉快也较安稳些。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右派日益嚣张。
一天夜里十点多钟，几个带枪的特务闯进家里，扬言要找啸仙。我对他们说：“这是我们徐家的住房，没有姓阮的，你们找错门了。”特务们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就溜走了。这时啸仙和恬波还在外面工作没有回来，我意识到问题严重，心情不安。于是悄悄地走到街口偏僻处等候他俩回来，告诉他们家里发生的情况。他俩立即绕路到别处躲避去了。
以后形势越来越不好，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我考虑到，这时的家庭成了啸仙他们的包袱。为了使他们摆脱家庭羁绊，我决定带着孩子回老家去。过了几天，征得啸仙他们同意，我母子俩乘船回到老家。从此再也没能与啸仙他们见面了……
作为阮啸仙、徐琼荷的唯一儿子阮乃纲，2001年6月 26日在家里接受采访时，也谈起了与父亲阮啸仙、“叔母”高恬波在一起生活时的情景：
清党的时候形势十分紧张，父亲不敢在白天回家，每天很晚才回来。为了安全起见，我当时喊父亲叫“三叔”，喊高恬波叫“妈妈”，管生母徐琼荷叫“奶娘”……
父亲工作很忙。他喜欢我为他捶背，我也总是跟生母和高叔母抢着干……
高叔母很疼我，平时她用白话亲切地叫我 “傻仔”。有一次，我到广州的亲戚家玩，从楼梯上摔下来，高叔母亲自把我送到医院包扎治疗。
高叔母有一架风琴，平时自己弹。我就在她上班时间偷偷玩。有一次不小心搞坏了，把我吓坏了。可高叔母回家后一点也没骂我，自己慢慢修好了，然后还教我弹风琴。我们一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由于“阮啸仙原有妻室”等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他与高恬波的这段红色恋情讲得不多，公开宣传的则更少。随着近年“红色文化热”的悄然升起，史学家们对阮啸仙与高恬波革命经历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及地方各大媒体的广泛宣传，这对“红色伴侣、英烈夫妻”许多鲜为人知的珍闻故事，以及他们之间尘封已久的红色恋情，开始慢慢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值得欣慰的是，阮啸仙与高恬波这对革命伴侣真挚无私的红色恋情，已经慢慢拂去历史尘埃，成为人们永不褪色的美好记忆。他们英烈夫妻艰忍卓绝的革命业绩，已经成为永恒的丰碑，激励人们在新的征途上奋勇向前！
（作者：陈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