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维雁，1924年出生于浙江省衢县樟树潭的一户普通中学教员家庭。父亲林科棠是当地的一名教员，家中有姐妹三人。
林维雁从小寄养在浮石街道苏家奶母家，6岁时才回到家里。从此，林科棠像培养男孩子一样教育女儿。父亲的教育，对林维雁坚韧性格的养成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在父亲的教导下，林维雁也开始学唱昆曲。《王昭君》《花木兰》《水浒》中的女性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林维雁，为她反封建反压迫的民主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2月杭州失陷。抗战中的颠沛流离和所见所闻，在少年林维雁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
1944年夏，林维雁考入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她开始接触进步教师和学生，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思想上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启蒙。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全校学生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并成立了暨大学生壁报联合会。当时的林维雁，是壁报联合会的编委之一。这也是林维雁第一次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学生运动。
1946年春，暨南大学提前放假，准备将学校迁回上海。林维雁回到家乡，在衢县县立中学执教国文课。
林维雁的妹妹林维凤回忆道：“那个时候，姐姐常常激动地对我谈起，她与郑晶莹在暨大一起参加民主爱国学生运动的收获，还谈起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东欧新出现的共产主义国家。她总是那么兴奋，盼望早日回到暨大，投身革命。”
1947年5月19日，上海大、专学生7000多人，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作为游行大队的宣传员，林维雁冲在暨南大学游行队伍的前头。5月28日，包括林维雁在内的18人被当成首要分子关入了名为“感化教育集训班”的集中营。
在林维雁等进步学生被捕后，国民党反动派无理逮捕学生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先后释放被捕学生。后来，林维雁因参与这次爱国运动而被校方开除。同学们对此很气愤，有位同学问林维雁：“你这么积极参加运动，是民盟还是共产党？”她似有愧色地答：“都不是，我是群众。”紧接着，她又坚定地表示：“我要参加共产党！”
隐蔽斗争
1947年7月，被学校开除的林维雁回到家乡，开始了她的教员生涯。此时，大学同学高展的到来，让在苦闷彷徨中煎熬了4个多月的林维雁重新找到了方向。
已在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工作的高展，被党组织派往衢州开展隐蔽战线斗争。11月的那天，两位久别重逢的老同学促膝长谈。林维雁告诉高展，她准备与江文焕夫妇一起投奔华北解放区。最后，在高展的劝说下，林维雁决定与同事留下，来在当地开展隐蔽斗争。
1947年11月，经高展介绍，林维雁、江文焕、程正迦3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闽浙赣区党委所属江山县立中学支部正式成立，江文焕、林维雁任正、副书记，程正迦任支部委员。这也是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工部在浙江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
这一时期，林维雁在学校师生中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其中有多人被中共江山县中支部吸收入党。支部队伍的扩大更有力地领导全校师生开展斗争。但在1948年1月临近寒假时，林维雁却因发动全校师生的“索薪斗争”斗争而被解聘。
1948年1月，林维雁在时任县立衢县中学训导主任的父亲安排下，离开江山回到了衢县中学任国文教员。
起初，林维雁打算在衢县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中发展地下党员，而此时正在衢县中学高中部就读的妹妹林维凤，便成了她了解其发展对象的“中间人”。虽然在衢县中学发展党员的工作没有成功，但林维凤却渐渐明白，姐姐所从事的隐蔽工作，也是她最早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次经历。
1948年10月，为加强衢州地区隐蔽战线斗争，上级党组织又把江文焕派回衢县。随后，中共衢州中心支部成立，林维雁任副书记。在江文焕和林维雁的共同努力下，我党地下组织在衢州中学、衢州师范、衢县县中和雨农中学等学校，甚至在国民党衢县政府内部都发展了党员。此后，林维雁通过高寿华，取得了多张“国民身份证”，有力地掩护了地下党员来往的安全。
那时，林维雁从里里外外重新包装了自己，也更注重自我的保护。在党内，她化名“毛梅”，对外通信时，请妹妹代写信封。她还烫起头发，穿起旗袍，以期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
担任副书记的林维雁顾全大局，把好不容易通过关系从上海买到的一台收音机，送给了更需要收音机的高展。她还带头捐献出一枚金戒指，发动几个党员筹资另行购买收音机，准备收听新华社广播，出版《快报》，及时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
血洒黎明
敌后隐蔽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当时的衢州城里军警宪特机关众多，大街小巷特务密布，东西南北岗哨林立，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被国民党特务带走。
1949年1月23日下午，正准备去樟树潭和九华乡发动纸业工人开展敌后斗争的江文焕、林维雁，在县城西安门码头航船上被特务逮捕。绥靖公署情报处的几个特务头子，亲自连夜审讯，妄图从林维雁身上打开缺口，把衢州地区我党地下组织一网打尽。此时，林维雁的家人几天不见她回家，心中焦急万分，到处寻找。后来，林维雁的母亲从西安门码头船老板处得知林维雁被捕的消息后，痛哭流涕。
在衢州市党史办，工作人员根据国民党衢州绥靖公署情报处二课课长陈达交代的《关于林维雁等六位烈士被害的始末》等资料，为我们还原了当时血腥的一幕：时值腊月严冬，审讯室里杀气腾腾。特务们满以为这样一个孱弱女子很容易对付，只要稍加威胁，就会乖乖供出党员名单。但他们没想到，面对威胁林维雁神色自若，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恼羞成怒的特务，开始对林实施灭绝人性的刑讯逼供，敌人先后施用“老虎凳”、“山上吊”、灌辣椒水和用烧红铁丝穿刺奶头等酷刑，……尽管林维雁对衢州地区各县党组织情况以及党在江山、金华等地的秘密联络点了如指掌，但不管特务对她施以何种酷刑，林维雁始终坚贞不屈。
坚强的林维雁甚至还在监狱的墙上写下这样的豪言壮语：“两只脚站着，比四只脚爬着要自由！”当时，监狱里的人们时常听到她吟唱的《解放区的天》《国际歌》等革命歌曲，也常听她念起她自己创作的诗歌：“等待，等待，黎明即将到来……”微弱的声音，响彻整个黑暗的牢房，震撼着战友们的心灵。
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黎明前天色最阴沉的时候，林维雁、江文焕等六名衢州中心支部成员，被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刺伤后，活埋于衢州东门的郊外。此刻，离衢州解放仅有半个月时间。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
66年后，作为隐蔽战线后继者，我们来到了衢州市六烈士壮烈牺牲的东门外。如今，往日的喧嚣与热闹早已不在，断壁残垣上依稀还印刻着历史的痕迹，时隔数十年，烈士的精神仍然激荡着后人的心弦！
林维雁位于樟树潭的故居。
林维雁在上海被捕关押时写给姚易军的字条。
林维雁与江文焕、李子珍、王多祥、郑南轩、高寿华一起，被称为“衢州六烈士”。碑名由刘海粟大师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