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美编 作者 红色文化宣传员–月儿
郭沫若，经常被公知们拿来消遣和批判，从学术水平到政治品质都被他们说的一无是处，在他们眼中就是一文不值。
不用说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样近代文学家的命名不认可，在他们看来上述的各位，除了巴金被他们认可外，其余的都统统或多或少是嘲讽的对象。
他们时常把郭沫若和他们公知的鼻祖胡适拿来做对比。
8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悄然兴起，备受公知推崇的是胡适之流的“点滴主义”。他们在肆意抬高胡适的同时，肆无忌惮地贬低郭沫若。
但他们忽略的恰恰是胡适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碎片化”的历史细节，而郭沫若不仅重视历史细节，更在在此基础上自觉总结历史规律，以古鉴今，资政育人，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继承和发扬了经世致用的中华史学优秀传统。
但在他们的眼中，中国现代学术就只有胡适、王国维、傅斯年，陈寅恪，还有章太炎的一些弟子（一般不包括鲁迅，除个别时候也会谈到鲁迅），他们的学术就是这样一个脉络下来的。根本就不会提到还有另外的一支脉络，还有像郭沫若、范文澜这样一些人的存在。
归结为一句话：郭沫若和胡适都精于考证，但二者政治立场不同，学术思想也就大异其趣。
他们鼓吹的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割裂开来，提倡所谓的“为学术而学术”。自然而然他们从思想深处不会认同郭沫若这样“做学问的革#@命家”。
我们重温郭沫若的晚年，1949年后的新中国建设，我们有过多次的实践，不同的摸索，也经过了一些挫折。但在这个过程中，郭沫若始终把自己当作这个建设队伍中的一员来看待。
他没有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带着批判地眼光看待这个建设、实践和摸索，而是自身就内在于这样一个摸索的过程中。
郭沫若是中国最有名的新诗人，他可以把诗写得非常抒情，非常个人化，但是你看他1949年后写的诗，总是那么口语化，以集体的语言来写诗，与工人农民那么接近，来歌颂祖国的建设，长江大桥、原子弹。他歌颂这些东西，歌颂十三陵水库。
他总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而非脱离劳动人民的语言去歌颂。
这样的变化让很多现在的公知看起来非常的不舒服，泥腿子的大老粗怎么能够登堂入室，成为文化文艺的主角，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也是坚决要诋毁郭沫若的方面。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1966年的时候，郭沫若说自己以前写的书都不好，他要把自己的书都烧掉。
起因非常的简单，他参观了收租院这个雕塑，他看到《欧阳海之歌》这部小说，他觉得非常好，而认为自己的东西过时了，是可以烧掉的。他需要跟着时代一起前进，把旧的去掉。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1978年钱锺书去美国访问，夏志清就问他，郭沫若为什么会写《李白与杜甫》，钱锺书就说，那是因为他听从上意。毛泽东喜欢李白，所以郭沫若就听从他的意思写了《李白与杜甫》。
这个故事非常具有典型意义，他们把郭沫若这部严肃的著作，跟时代合拍的著作，对秩序的反抗，对叛逆的歌颂的著作置换成君臣关系的命题，把革@#命收编进传统的话题中，从而把革@#命妖魔化。
举上面的例子，只是和大家沟通郭沫若为什么会引起现在知识分子的厌恶，对郭沫若的学术成果尽量的淡化，其实这点上鲁迅受到的待遇和郭沫若不相上下。
归根到底在于郭沫若建国之后的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再是才子佳人，而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奴隶、农奴、农民，处于社会变革最受剥削压迫的被T治阶级，这些是郭沫若伟大之处，也正是公知群起而攻击之点。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认识和结论。
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变迁都是血与火斗争下的进步，但社会不会因落后T治阶级的阻挡而停滞不前。也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定胜利。
这点上让很多的公知非常的愤恨，在他们思想深处，人类社会终结在资本主义阶段，大洋彼岸的灯塔国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国，这点上就和郭沫若产生了根本性的对立。
放到中国，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如何划分，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知识分子面前必须要研究和讨论的话题。这点上不分析讨论清楚， 就会给未来的阶#@级复%@辟留下无穷的隐患。
郭沫若用自己最大的热情和激情投入到了这项伟大的历史性工程当中，尤其是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划分，更是需要重点攻克的历史节点。
在旧时代的“学者”看来，春秋战国是一个单元，而且每况愈下，战国不如春秋。那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
由春秋时代的十二诸侯国被兼并为战国七雄，由战国七雄被兼并为秦代的大一统，几百年间不断的进行战争，动辄十几万或者几十万人的死亡，成为名实相符的所谓“战国”，哪里有什么“和平过渡”可言？事实上是流血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不断继续。
春秋和战国之交恰恰是古代社会的发展由量变达到质变的时期，当时的整个中国都沸腾了。天下倒楣了，诸侯起来；诸侯倒楣了，卿大夫起来；卿大夫倒楣了，陪臣执国命；
一直发展到陈胜吴广以农民起义而称王，项羽、刘邦以没落贵族或游手好闲者造反而做到霸王和皇帝；在历史舞台上短短的两百多年的期间不断翻腾着轩然的大波，这绝不是什么“和平过渡”。
当然在这斗争里面，人民是主体，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却没有成为真正的主人，一种剥削制度代替了另一种剥削制度。
《奴隶制时代》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54年，经过18年之后，于1972年第二次修订出版，这里面客观的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进展和指导思想的逐步完善。
最后用毛主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论述做结：“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