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戴震东
陈冠宁1948年出生
陈尔晋、王曼霞之子，民革成员，曾任福建三农集团副总裁。现已退休。
我的父亲陈尔晋（1911-1949年）
中共地下党员，黄埔八期。曾任国民政府总统侍卫。蒋纬国的老师，国防部第三编练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参谋长。1949年5月19日被枪杀于上海宋公园。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土。
我的母亲王曼霞（1913-1949年）
中共地下党员。为了上海和平解放，在策反国民党守军时因叛徒出卖而逮捕。1949年5月19日被枪杀于上海宋公园。解放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戴震东
受访者：陈冠宁
采访简介：陈冠宁是烈士陈尔晋、王曼霞的儿子，他的父母在上海解放前8天英勇就义，5月19日是宋公园十六烈士殉难63周年纪念日，陈冠宁希望通过我们的报纸追忆陪伴他只有11个月的父母，并且还和我们分享了父母牺牲之后他个人的成长道路。
受访者自述：在曙光中告别
5月19日是宋公园十六烈士殉难63周年纪念日，是一个缅怀先烈的日子。这天我来到烈士们牺牲的地方，祭奠长眠在这里的先烈，祭奠我的父亲陈尔晋，母亲王曼霞。
我的父亲陈尔晋出身于山西太原的一个殷实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出世那年，正好是辛亥革命胜利。这场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但是广大劳苦大众依然生活在内忧外患的水深火热之中。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外国列强强取豪夺，践踏我国主权，瓜分我国领土。“九一八”事变激起了成千上万的热血男儿同仇敌忾，自觉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浪潮之中。正在读高中的父亲早已按捺不住一颗热血沸腾的爱国之心，怀着立志报国的宏愿，离开校园，告别师长，叩辞父母，只身来到上海。经过严格考试，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八期学生。
军校毕业后，父亲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军校和西北分校教官、军械工厂的主管、总统府宪兵队长。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主动请缨，被任命为西北第一战区高炮大队大队长。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学的就是炮科专业，毕业后又专门在炮空侦察班学习航空驾驶、侦察和通讯联络等技术，顿觉英雄有了用武之地。部队由武汉转移至长沙时，敌机倚仗空中优势，狂轰滥炸，造成长沙军民大量伤亡。陈尔晋亲自指挥高炮大队，击落敌机4架，击伤1架，给予来犯敌机以迎头痛击，其中一架就是他亲手击落的。经此一战，日寇敌机的嚣张气焰收敛了不少。
1943年，我父亲被调任国民党第三战区任副司令兼参谋长。抗战胜利后，父亲来到上海。1946年5月的一天，父亲正在家里热情地秘密接待工人请愿代表。饥寒交迫的上海码头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准备举行示威游行，向上海市政府当局请愿，要求增加工资，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工作时间。工人代表来找陈尔晋的目的，就是来争取他这位“军政要人”的支持并希望得到帮助。侠义心肠的父亲知道码头工人的艰辛，更知道他们的困苦，义不容辞地答应了工人代表的请求。
第二天，身穿罗斯福呢军服的他，来到位于汉口路的国民党市政府，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示威群众。很多群众立刻围住了父亲，纷纷向他诉说请愿的目的与苦衷。父亲被包围在群众之中，表示坚决与工人大众站在一起。警察冲过来维持秩序，拦住了激动的人群，硬是把他“解救”出来。他二话不说，乘机径直走进了市政府。
门岗见是一位高级军官，也没有拦阻。父亲找到了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此时的吴国桢正如热锅上的蚂蚁，焦头烂额，无计可施，见到“老熟人”突然登门，先是一怔，想起这位不速之客数天前曾经公开支持过清道夫罢工活动，不知今天又要来给自己出什么难题，忙叫其他人先退下，亲自接待这位“老熟人”。
父亲不客气，对吴国桢直言，民意不可侮，希望国民政府本着“三民主义”的精神，关注劳苦大众的无奈。吴国桢说：“这事与你有关吗？你这不等于在替共产党说话吗？”当即指使手下人把陈尔晋拖下去。结果父亲在市政府被关押了八天。期间，吴国桢还派特务去查了父亲的履历，想看看父亲与共产党到底有没有牵连。那些人翻遍了所有档案，也找不出任何把柄，无奈只得放了他。
这件事使父亲对国民党由失望转而绝望，终于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他意识到，这样的政府根本不可能贯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实际上，吴国桢的猜疑没有错。
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笔。我母亲王曼霞虽然出身富商之家，但是早在学生时代便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结婚以后，她看似恪守妇道，在家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实际上一直在秘密地为党开展统战工作。而这一时期，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我母亲的影响下，父亲暗中经常阅读《新华日报》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对于中共的主张和行动越来越认同和赞赏。终于有一天，我父母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与南京市委地下城工部部长陈修良女士取得了联系（解放后任南京市委书记），在周恩来、陈毅首长的直接授意下，让父亲利用当时在军界的广泛关系，以及曾经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当过蒋纬国的老师的特殊身份，成为一名我党地下战线的隐秘战士。
当时，国民党对军火管理十分混乱，加上国民党的财政腐败，军饷层层克扣，以致于军队里不少高级军官都参与军火走私。父亲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关系，十分周密巧妙地搞到军火，并顺利通过苏北军火商和地下党组织，向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的枪炮、子弹、望远镜等。有一阵军统方面对“军火”买卖查得很紧，抓出不少供货人，但都因父亲的特殊身份，每次都令他们无功而返。有不少好心朋友知道父亲在搞“军火”，以为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参与走私，劝他不要去冒这种“要杀头的”的危险。他总是哼哼哈哈地应付过去，事后照样源源不断地把武器运往解放区。他还别出心裁地在望远镜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说日后与共产党人见面时可以以此为凭。为了筹集革命活动的经费，他甚至变卖了自己在上海的住所。
人民解放军以不可阻挡之势取得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之后，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23日，一举攻克了南京，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上海。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凭借手中拥有6个军共20个师的兵力，另有海军第1军和驻沪空军协同防守，于南京解放的第二天下令严整战备，颁布了杀气腾腾的“十杀令”：
身为国防部第三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的陈尔晋，接受我党组织的指示，决心为和平解放上海，策反国民党上海驻军起义，尽最大之可能不打一枪，将上海完好无损地交回到人民的手中。
1949年1月，应父亲的请求，党派遣莫香传同志为联络员前来上海协助工作。在地下党的多方努力配合下，各方面的工作都在按计划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整套策反方案很快形成了：策动驻在江湾一线的装甲部队，在适当时机开进江湾机场，截断敌人的空中退路；策动第五十四军等各路守军，在解放军接近上海时，停止抵抗。与此同时，在海军、空军方面也都安排了联络员，积极开展工作。
方案既定，及时委派地下交通员通过封锁线，到中共三野前线指挥部与陈毅、粟裕、叶飞、宋任穷等首长作了汇报。万事俱备，只等解放上海的炮声一响，里应外合，迎接最后的胜利。
谁知风云突变，意外的事发生了。1949年5月初，中共地下党内出现了叛徒，将中共南京市委地下秘密组织以及父亲策动上海守军起义的计划全部出卖给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长毛森。5月9日，疯狂的大逮捕开始了。先在牯岭路52号逮捕了我母亲，不到一岁的我和奶妈都没有幸免。紧接着，中共地下党联络员莫香传又在马路上被捕。尔后在两路局局长王兆愧公馆，正准备开会的陆目成、杨新、王培华、方守镬、崔泰灵、冯瑞祥等中共地下党员，悉数被捕。短短几天被捕者多达40余人。
父亲得到情报，及时转移到工人住宿区。敌人闻讯前往包围，乱喊乱叫，要他出来，但又不敢接近。因为他们都知道父亲是“神枪手”。双方相峙不下，情势万分危急。深明大义的父亲知道再坚持下去，必要殃及无辜的工人兄弟。他沉思再三，把手一扬，将双枪丢了出去，站起来，整好戎装，昂头挺胸走向敌人。
地下党组织得知陈尔晋等一大批同志被捕后，多方设法营救，但都未能奏效。唯独我最幸运，由于地下党组织的极力周旋，以孩子还小并在哺乳期，奶妈在牢中无法奶养孩子为由，数日后获释出狱。
毛森亲自负责突击审讯。尽管受尽毒刑，但我父亲始终严守秘密，决不出卖组织、战友和机密。敌人拉出那个叛徒出庭对质，被我父亲骂得狗血淋头。父亲是黄埔八期毕业生，蒋介石曾有个“黄埔生只囚不杀”的训示，敌人眼看一无所获，无计可施，转而用释放父亲为条件，企图诱骗母亲投降。特务们对母亲进行严刑拷打，用尽各种刑具，想让她屈服招供，同样没有得逞。
解放军在上海外围发起总攻，隆隆炮声在市区清晰可闻。毛森迫不及待地下令从秘密死囚牢中提出13人，押至宋公园刑场枪决。
1949年5月19日，天色阴沉，乍暖还寒的田野风声瑟瑟。被押到宋公园的无私无畏的战士们，有的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移动着双脚，有的昂首挺胸，笑对军警，有的眼视四周，从容不迫。父亲仍一身戎装，气宇轩昂，无所畏惧，搀扶着怀有身孕的妻子。母亲曼霞穿一身干净、合体的旗袍，伸手理了理梳妆过的头发，面容显得更为清秀和坚毅。她紧紧依偎在父亲身边，同步迈向前去……
八天以后，上海解放。